寻淮洲非常气愤，但为了大局，他抑制着心中的怒气，仍心平气和地陈述着自己的意见：“乐少华同志，我们现在是商量工作，不是骂街。既然你们懂得这些大道理，那还为什么反对攻打永安？我认为，攻克永安，消灭永安守敌，无论是从北上抗日、支援皖南暴动，还是从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扩大红军的影响和减轻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支持闽西的革命斗争等方面来说都是正确的、必要的。"

结果，军团军政委员会会议不欢而散，寻淮洲与他们扯了半天的皮也毫无作用。

22日，红九军团主力经宁化禾口、清流沙龙溪等地抵达永安城西北，与红七军团会合。

这时，永安守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就在红九军团主力抵达永安的当天下午，红七军团在向城中发射几枪后开始撤围。次日，红九军团为了掩护红七军团行动，也虚晃一枪，全部撤离永安。为此，躲在永安城里的敌人莫名其妙，红七军团的绝大部分指战员也百思不解。

……

寻淮洲身为军团长，无权指挥部队作战，眼巴巴地看着瓮中之鳖放人大海，心里更不是滋味，但为了革命大局，他只好强装平静，带领部队向闽中挺进。

一路上，寻淮洲默然无语。他知道攻打永安之争虽是出征以来的第一次，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有曾洪易在，有乐少华在，加之中革军委不时于千里之外发来的各种脱离实际摇控指挥的电报，类似这样的争吵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决断一切军政问题的军团军政委员会，因粟裕、刘英不是军委会成员，没有表决权，寻淮洲的战略计划、作战意图再好，亦有可能在一比二的对峙下遭到否决。

行军作战，军情万变，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坚强的、团结统一的、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战略部署的战斗堡垒。而红七军团的领导核心，却是按照"左"倾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配备起来的。少数"左"倾政策的坚持执行者，掌握着领导权，包括军事指挥的最后决定权。仅此一点，即可以说，先遣队日后的悲剧，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朝令夕改使红七军团陷入困境（一）

一，深夜，军委一道紧急电令:打下福州

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后，按原定计划准备由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开创新的根据地。……

1934年7月31日凌晨，红七军团主力抵达古田县谷口村时，中革军委突然改变计划，发来一道紧急电令，要红七军团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打下福州。

对中革军委的命令，军团首长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人虽然感到困惑，但还是决定执行。他们放弃攻打古田县城的部署，命令部队连夜向水口前进。……

当天上午，军团部在水口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会上正式宣布，部队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在大会上，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红军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惊。敌人忙将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八十七师王敬玖部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我军。同时，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正在《围剿冲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到福州“视察”。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地处东南沿海，交通方便，城墙高大坚固，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城郊南台建有飞机场。部队开赴福州前，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连夜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攻打福州的具体部署。

会议一开始，军团长寻淮洲就表示了对强行攻打福州的担忧。他说：“福州城墙高大，工事坚固，城内守备力量远远超过我们，如果硬攻，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在战略上也无可取之处，况且我们此次出征的目的……”

“攻打福州，是中革军委的命令，难道要我们违抗中央的命令吗？乐少华粗鲁地打断了寻淮洲的发言。从瑞金出发后，乐少华动不动就拿政治委员的架子，根本不把有着丰富指挥经验的军团长寻淮洲放在眼里，一路上彼此常常发生争吵。

“问题不在于谁的命令，我们需要的是正视现实，对革命负

责!“寻淮洲针锋相对，毫不示弱。

“况且我们的部队也确实缺乏攻坚的思想和物质准备。”一直保持沉默的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这时也表明了自已的立场。军团参谋长粟裕也同意寻淮洲的看法，建议对攻打福州慎重行事。

乐少华看到反对强行攻打福州的意见占上风，又气又急，他对粟裕、刘英吼道：“你们不是军委会成员，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手中，这是中央的规定。”

这时，坐在一旁的中央代表曾洪易阴阳怪气地说：“攻打福州是中央的命令，谁违反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要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命令。再说，福州虽然城墙高大、工事坚固，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嘛。城内不是还有地下党策应我们吗？福州之战，是向敌人显示我们强大力量的大好时机，千万不要错过哟。”

乐少华和曾洪易一唱一和，攻打福州的决定就这样强行通过了。

8月2日，红七军团从水口出发，直奔福州。……

然而，福州的敌军早就作好了准备，他们密切地注视着红军的一举一动。部队从水口出发的当天傍晚，敌人就派出飞机进行侦察、袭击。缺乏防空经验的红七军团的战士们还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倒下去七八十人。平时趾高气扬的中央代表曾洪易，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惜了，一时不知所措。寻淮洲、粟裕赶忙指挥部队分散隐蔽。敌机盘旋扫射了一阵，飞走了。

部队还未到达福州就遇到敌机空袭，伤亡几十号人，寻淮洲、粟裕感到十分内疚、痛心。他们提议要对战士们加强防空知识的教育。这时的曾洪易，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改往日的自信傲慢，变得愁眉苦脸，情绪低落，一路上竟多次要求部队绕开福州快走，遭到了乐少华的坚决反对后才作罢。

8月7日，红七军团到达福州西北近郊，部队顾不上喘息片刻，当晚即向福州城发起攻击。

城内外的守敌早已作好应战准备。

他们凭借坚固的工事拼命扼守，并以猛烈的炮火向红军进行轰击，飞机在上空对红军阵地轮番轰炸扫射。

红军战士们打得十分顽强，前面的倒下去了，后面的接着往上冲。

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

但因红军还不善于迫近作业，又缺乏攻城器械，城内的地下党组织也没有配合策应，无法打进城里。

眼看着再这样打下去，红军的伤亡会更大，后果将不堪设想。

寻淮洲提议立即召开军团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被残酷的战斗吓破了胆的曾洪易，主张立即撤离福州北上，与闽东红军和游击队会合。原先一直坚持要强行夺下福州城的乐少华，看到部队伤亡太大而又毫无进展，也不再叫嚷要“誓死攻克福州”了。会议决定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

中革军委这次电令攻打福州，不仅使红七军团损失惨重，还给红七军团以后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本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初人福建时，声势浩大，所过之处，敌人不知底细，大多闻风而逃。而福州之战后，先遣队的实力完全暴露。

……从此，蒋介石对红七军团的实力不以为然，敌人也不再害怕这支部队，而且倾全力对其围追堵截，红七军团的前程更具风险了。

桃源、降虎战斗以后，先遣队继续向闽东地区转移。时值8月中旬，天气十分炎热，部队的伤病员增加到八百余人。由于在白区活动，既无后方，又无民夫，这些伤员的转移安置成了一道摆在刘英面前的棘手难题。

……部队迫切需要一个适当的地区把伤病员安置下来。在经过连江附近的时候，先遣队和闽东游击区取得了联系。……

历尽艰险好不容易把八百号伤病员带到闽东根据地后，刘英如释重负。他迅速将伤员交付给当地党组织，并给每个伤员发了二十块银元、儿套便衣和许多食品、药物，嘱咐他们安心养伤，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这批伤员伤好后，大都加入了闽东红军的行列，有的还成了骨干。……

二，“基本破坏闽浙赣三省边区的铁路、公路等，……”先遣队任务突变

……

8月30日清晨，先遣队撤离庆元县城，向龙泉方向进军。下午，先遣队在浙江竹口遭到浙江保安团的进攻。……竹口战斗，红军以较少代价换取较大胜利，浙江保安处也承认了失败，并作为“前车之鉴”冶诫各部吸取教训。……

对先遣队的连连得胜，蒋介石甚为恼怒。9月2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驻闽、浙军队于11月前"肃清"红军先遣队。于是，第四十九师、刘和鼎师、驻古田的李默庸部和浙江保安队一部纷纷出动，阻击堵截。

1934年9月4日，先遣队从浙江龙泉县八都迸人福建浦城县党溪一带驻营。下午3时，中革军委来电，指出:“七军团现已开始作战计划的第三步，“中心任务仍是“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电令中要“七军团勿作强行军，每日走二三十里即可“，以保证完成在9月份之内，基本破坏闽浙赣三省边区的铁路、公路等，断绝敌人的交通与通讯，并伺机创立新的苏区。……

寻淮洲反复思索着闽北的有利形势，并与粟裕、刘英和三个师的负责人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请乐少华、曾洪易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

结果，会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会后，曾、乐、寻三委员各向中革军委发了电报，陈述自己的意见。曾洪易要求中革军委同意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接着又发电报给闽浙赣军区负责同志，要他们立即派部队前往古楼游击区迎接先遣队。

乐少华则反对红七军团休整补充，主张立即北上。

寻淮洲将军团广大指战员的心愿和自己的意见，即利用闽北苏区的有利条件作短暂休整，适当补充兵力，以利下一步行动，如实地向中革军委作了汇报。

中革军委当即回电，对乐少华的意见予以支持和表扬，对曾洪易的主张予以严厉的批驳，对寻淮洲的主张予以批评，并指出，先遣队“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七军团应集结兵力转移到新的隐蔽地域以便于袭击渔梁之敌。”于是，先遣队在闽北只停留了三天，安置了一批伤病员，就继续向北迸发了。

急于要先遣队离开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

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既然是要先遣队配合申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起战略牵制作用，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到皖南去。

何况当先遣队出动不久，中央就知道皖南暴动已经失败。

如果当时让先遣队先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儿个胜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有依托地向政和、松溪发展，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群众条件较好的庆元地区连接起来，创造较好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的。

先遣队自出动以来，不仅外有敌人围追堵截，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

首先是乐少华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

与此同时，曾洪易则愈益暴露出严重的恐慌动摇，在水口遭到敌机袭击时，他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一到闽北就提出要到闽浙赣大苏区去，并直接发电报要闽浙赣军区派部队来接。

他的主张受到寻淮洲和大部分同志的反对，中革军委在回电中也对他作了批驳。

从此以后他就更加消极对抗，竟要求离开部队。

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

它给先遣队这支深入敌区、独立行动的部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

三，乐寻两帅争议:中央电令执行与否

先遣队到闽北苏区时，已是从瑞金出发后的近两个月，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到达皖南的限期。如果继续进军，本应向皖南急进，但中革军委又来电指示，要先遣队在浙江执行两项“中心任务”:

一、彻底地破坏进攻我红十军与闽北苏区敌人的后方;

二、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

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要求:首先，破坏龙泉浦城、浦城厂丰、广丰玉山间的汽车路、交通工具及电话等。其次，破坏兰衡(溪)衡县、玉山、江山间的铁路、车站及车头车厢等，并破坏玉山常山、江山常山间的道路。而对于原来赋予的去皖南的任务中央末作任何说明。

1934年9月9日，先遣队离开闽北苏区，北上浙西。限于当时的装备、技术条件和当地的群众基础，耍按照中革军委的要求在广大地段上破坏铁路、公路，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但是，中革军委不顾当时实际情况，多次来电批评先遣队“对保安团畏惧其截击是不对的”，又要求先遣队“不需以急行军增加病员与疲劳，每日行二三十里“等等。弄得全军团的将士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执行不对，不执行也不对。……

9月12日，先遣队经由广丰张墩头抵浦城九牧，尔后出安民关离闽入浙，进人江山县境。

9月13日，先遣队避开敌浙保一纵副指挥蒋志英重点设防的江山二十八都，经周村一带往北越过大仙岭，当日下午攻占清湖镇。……

当晚，先遣队派了政治部宣传科带一个营和一个侦察连去破坏铁路和铁桥，但任务没有完成。第二天一早先遣队出发时，又派了一个主力师，并派了保卫局侦察科科长同去，规定第二天在招贤会合，要求他们一定完成任务。……

9月14日，先遣队进至江山腹心地区，按军委作战训令和当时军委的电令，开始执行破坏杭江铁路的任务。红军一部袭击贺村，烧毁火车站和汽车站，炸毁附近的铁路桥。另派教导队、侦察连和工兵连大部去炸杭江铁路的航头大桥，进至郑家坞。

……15日，先遣队再一次收到中革军委关于破坏公路、铁路的指示后，东移至大陈，派第一师经荷塘去炸航头大桥，并在大陈南侧山地加强警戒。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社会基础雄厚，保安团较强，保甲制度较严密，交通与通讯便捷，敌人能及时掌握先遣队的行动情况，从各方面调动部队围击先遣队。先遣队却只能机械地按照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t程慢慢地走，差不多天天要打掩护战、遭遇战，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但整个处境却越来越被动了。

正当先遣队艰苦转战浙西的时候，中革军委9月17日来电命令先遣队，在完成军委给予的破坏杭江铁路及附近公路的任务之前，禁止继续北进。第二天又电令先遣队“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于我军手中”，规定先遣队以遂安为中心，在靠近安徽边境的淳安、寿昌、衡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尔后再向浙皖边境之歇县(即徽州)、建德(今梅城)、兰溪、江山、屯溪地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