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4章 以後，各位就不要依靠食鹽賺錢了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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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準的確是沒有時間來招呼卞玉京。急匆匆的吃完午飯，他就去趕場了。在原來的南京守備府，有幾十名的商家代表，正在望穿秋水的等待張準的到來。他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當面和張準洽談。
這些商家代表，大部分都是來自江南地區的地頭蛇，除了揚州那些鹽商之外，其他都是來自松江府、蘇州府等地的富商。其中，數量最多的，都是鹽商。其他的商人，即使不是鹽商，也多多少少和私鹽售賣有一點點的關係。
這是江南聯合商會，第一次在南京舉行會議。這次會議，是虎賁軍大都督府政務部發起，由張準親自決定時間的。會議的時間，初步定為半個月。張準已經承諾，在這半個月的時間裡，他都會在南京，隨時和商家們商量有關的事項。無論他們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大大方方的提出來。言者無罪。
會議的內容，主要是涉及江南商業，乃至是全國商業的發展。未來的新帝國，肯定會大力提倡商業貿易的發展，這是必然的。來自後世的張準，當然明白商業稅的重要所在。相對於農業稅來說，工業稅和商業稅，才是真正的大頭。
但是，新帝國的商業貿易發展，是有序的發展，不是無序的發展。是各行各業，都有人去做。而不是一窩蜂的，看到什麼賺錢，就全部都湧到這個行業裡面去。因此，張準覺得，自己有必要，對商業貿易，做出一些健康的規定，以防止很多不良現象的發生。
這次商業聯合會召開的主要目的，就是制定相應的法律，規範不正常的競爭行為，儘可能在新帝國建立的時候，就完善一套較為規範的交易系統。這個交易系統，應該是儘可能公平的。公平競爭，就是新的《商業法》的核心精神。
由於虎賁軍進展迅速，性質逐漸的發生改變，從造反者變成了統治者，一些以前在私底下進行的交易，現在都要擺到檯面上來了。這個所謂的私底下的交易，代表性的就是私鹽。
毫無疑問，張準當初，是依靠私鹽起家的。現在，虎賁軍已經掌控了全國的政權，當然不可能繼續販賣私鹽了。私鹽既然不能販賣，那就必須公開的官營。既然是官營，就要有相應的規範，不能讓賣私鹽的人，又鑽了空子，結果導致私鹽氾濫。
張準的意思很簡單，將鹽價大大的降低。以前的每斤鹽，需要幾十文錢。現在，張準決定，將每斤私鹽的價格，下調到三文錢。不管你拿貨價是多少錢，反正，到了店鋪裡面，你最多隻能賣三文錢。要是超過這個價格，虎賁軍的相關部門，就會對你進行處罰。當然，你要賣兩文、一文，甚至是不收錢，白送，那也是可以的。
顯然，這樣一來，私鹽就沒有走私的空間。每斤食鹽只賣三文錢，傻瓜才會走私呢。走私私鹽沒有了鉅額的利潤，根本不需要虎賁軍的打擊，這個行當，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
現在，虎賁軍正在一步一步的降低食鹽的價格。目前在產鹽量巨大的北直隸長蘆鹽場周圍，每斤食鹽的價格，已經降低到了五文錢左右。隨著政策的繼續推行，最終會達到三文錢的標準價格。
“什麼？”
“三文錢？”
“這個張準，瘋了！”
……
當然，有關規定的推行，肯定是不會順利的。張準的這個做法，出乎太多人的意料之外了。得知張準決定將食鹽價格下調的訊息，很多人都第一反應，就是張準的腦子，可能是壞掉了。
歷朝歷代，食鹽都是國家賺取鉅額利潤的主要來源，都是國家財政收入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唐朝的時候，一斤食鹽的價格，甚至達到每斤三百多文。明朝的財政，有相當部分是來自鹽稅。財政時期，江淮鹽稅，佔了全國財政收入的七成以上。要是沒有了鹽稅，後果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現在，張準竟然放棄了鹽稅！
很多人都想不明白，張準為什麼要這麼做。
但是，張準有充分的理由。高價的食鹽，其實就是變相的海洛因，會讓統治者上癮的。統治者越是依賴食鹽，就越是忽視了其他行業的發展。這種畸形的發展方式，最終會讓統治者迅速的從高臺上掉下來。
不錯，食鹽是應該讓國家專營的。作為最基本的民生用品，國家必須牢牢的控制食鹽的價格。但是，這個價格，絕對不能高。對於食鹽的經營權，張準在後世的時候，是聽一些大學教授說起過的。其中，有一個例子，張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大家不用打食鹽的主意了。”
張準明確無誤的說道。
“我準備給大家說一個小小的案例。”
沉默片刻以後，張準目光橫掃全場，娓娓的說道。
張準要說的案例，發生在清朝嘉慶年間。但是，現在，韃子都滅亡了，清朝肯定是沒有了。不過，這並不妨礙張準講故事。將清朝的背景，替換一下，照樣是一個很有哲理的故事。
清朝嘉慶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06年）年初，發生了一件牽涉到兩淮沿岸四省的“浮價病民案”。這一案件的起因是江蘇無錫、金匱兩縣的汪丙太鹽店將鹽價每斤降低了二文錢引起的。
後世的一些經濟學家，還有歷史學家，還風趣的將其稱之為“二文錢引發的血案”。正是因為有這個怪怪的名字，這個案例，才會引起張準的注意。須知道，那時候，“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人不能無恥到××的地步”，是非常有名的。
簡單的描述一下這個案例吧。事發那一年，江蘇省私鹽氾濫，使得官鹽滯銷。專營無錫、金匱兩縣的徽州鹽商汪丙太旗號鹽店，庫存的壓力很大，就想到一個法子，準備將官鹽由每斤30文降為28文出售，縮短和私鹽的價格差距。
汪丙太鹽店原想暫時減價，居民見官鹽和私鹽價值相差不是很懸殊，就不必冒風險去購買私鹽。私鹽滯銷，私鹽販子們就會裹足不前。沒有利潤，就沒有了鹽梟。當鹽梟都改行去做其他行當，私鹽消失了，官鹽自然就暢銷了。到那個時候，官鹽再恢復原價銷售。
由於是暫時的權宜之計，估計官府不會禁止，所以汪丙太只是請錫、金二縣的知縣出告示，並沒有稟報鹽運使。但沒想到，他這邊降價的告示高高貼出來，兩淮鹽運使張映璣就緊急貼出了告示，阻止這兩縣的減價行動。結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老百姓只能是空歡喜一場。當然，降價兩文錢，其實也說不上是什麼歡喜。
可是，這麼一鬆一緊，一個要降價，一個不給降價，畢竟是很不爽的事情，把老百姓當猴子耍呢！結果，這個事情，引起錫、金兩縣老百姓的不願意，於是由一個捐納了九品銜的張江梅作為原告，以“鹽商汪丙太等浮價病民、鹽運使張映璣庇商不準核減（鹽價）”罪名將鹽商和鹽運使上告。
狀紙遞上去以後，中間判決的詳細過程，就沒有必要詳述了。反正，最後的結果是，一群官員的烏紗帽被摘，又或者是被降級。這區區的二文錢鹽價，竟然使所有的兩淮鹽商都受到罰銀的處罰，涉及本案發生地的兩個縣令、鹽運使張映璣、鹽政延豐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更令人稱奇的是此案的原告張江梅，更是受到杖一百徒三年的處罰，此案的審判官那延成最終的下場也不太好。唯一的贏家是嘉慶皇帝，收到了罰繳銀一百萬兩。
糊塗僧斷葫蘆案，本來就是沒有什麼道理的。但是，毫無疑問，這一案件中最冤屈的是鹽商，他們明明是想降價銷售，最後卻因莫須有的“浮價病民”罪名，被嘉慶皇帝罰了個傾家蕩產。他們都覺得自己非常的委屈，我這麼做，明明是為了維護官鹽的市場，怎麼就遭受到這麼兇殘的懲罰呢？
事實上，有些聰明的看官，看到這裡，已經有所感悟。嘉慶皇帝看似公正的判罰，其真實的目的，是為了殺一儆百，杜絕鹽商們降價銷售的可能。徽商們想不通，只有一肚子的委屈了。
最終的結果，此案過後，鹽的價格依然是不斷上漲，百姓為了生活的必需品而遭受越來越重的盤剝。而經過此次打擊的徽州鹽商，再也不敢為鹽價出頭了，徽州鹽商在鹽業經營上徹底失去了定價權，而淪為了滿清統治者搜刮天下財富的工具。
這起案件明白地顯現了徽州鹽商富可敵國的表面下，隱藏的是依附強權、任人擺佈的屈辱。徽商經營以鹽業為重。鹽這種商品，本身並不具備多大的價值，看看中國那漫長的海岸線就知道，有海的地方，就能開闢鹽場曬鹽。
但是鹽又是一種人離不開的特殊商品。因而，它就自然而然成了生產力低下的封建社會最好的稅賦載體，於是從漢朝開始，鹽就一直由官府特許經營。以鹽業為重的徽商在一開始走的就不是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而是扮演著依附於官僚系統的，亦商亦官的官府代言人的角色。
依附於官僚體系的徽州鹽商經營鹽業，獲利空間豐厚。鹽業經營都是世襲壟斷的，也就是鹽業的特許經營權可以父傳子，子傳孫，在獲利豐厚的前提下，隨著人口的增加，食鹽消費量的增長，徽州鹽商家族財富積累之快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像鮑志道、江春這些鹽業總商，家族財富換算成現代貨幣要以億為單位計數，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用“富可敵國”來形容他們的富有是一點都不為過的。
徽州鹽商又透過和滿清政府千絲萬縷的聯絡，甚至能獲得國庫的信貸作為啟動資本，幾乎可以做到一本萬利，甚至無本萬利。當時徽州鹽商的大本營揚州，只能用窮奢極欲來形容，那些富商巨賈們最大的煩惱，就是怎樣把如潮似浪一樣湧來的銀子花掉。
徽州鹽商們卻不知道，他們的窮奢極欲已然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為了維持住地位和財富，徽州鹽商們於鹽業經營之外的頭等大事，就是打點自己身後的靠山，也就是滿清統治者。儘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輸捐納貢的力度，仍然不能讓滿清統治者滿足。
隨著滿清特權階層的人數呈幾何級數增長，遠遠快過了鹽商財富積累的速度，旗人對鹽商們的敲詐勒索越來越厲害。到清朝後期，韃子的本來面目，已經表現的淋漓盡致，連最後的一塊遮羞布，都毫不猶豫的扯掉了。
嘉慶年間，以徽州鹽商居主導地位的兩淮鹽場，苛捐雜稅達到92種之多。據嘉慶《兩淮鹽法志》統計，從康熙十年到嘉慶九年的100多年中，兩淮鹽商前後所捐輸的財物共有：白銀3930餘萬兩，米2萬餘石，谷33萬石。商人每次捐輸，多則數百萬兩，少則數十萬兩，其餘尋常捐輸則難以列舉。
兩淮鹽商中，徽州鹽商佔據優勢，因此，捐輸的負擔大多落在了徽商頭上。曾任兩淮總商之一的歙縣大鹽商江春，每遇捐輸，“百萬之費，指顧立辦”，最終還是落了個破產的結局。
嘉慶九年，由於鎮壓白蓮教起義，財政發生困難，清政府為了應付此種局面，開始瘋狂地上漲鹽價，這無吝於殺雞取卵、飲鴆止渴。鹽價越高，鹽的銷量便越少，稅源就越枯竭。因為官鹽的價格越高，走私鹽的利潤就越大，私鹽販子就越多，人們購買官鹽的數量就越少。
為了轉嫁稅源枯竭造成的財政困難，清政府規定，鹽商在拿到鹽的銷售許可之前，必須先行繳納相應稅賦。在鹽業利潤大、銷售速度快的背景下，對於徽州鹽商來說並不是一個問題。但在鹽業利潤被苛稅重賦和名目繁多的敲詐勒索攤得很薄，且私鹽氾濫的情況下，就成了要命的問題。
比如長蘆鹽場，行鹽區域在黃泛區，今天的皖魯豫交界之處，歷史上就是四戰之地，黃河又經常改道，自然災害嚴重，民風彪悍。此處私鹽最為猖獗，私鹽販子有強大的武裝，組織嚴密，甚至敢於和官府正面對抗，面對這種武裝私鹽，鹽商們別說獲取利潤，就是連保本也幾乎是不可能。
往往是今年好不容易賣出去的鹽往往是五、六年前積壓下來的，可是五、六年前的本錢還沒完全收回，新鹽又壓下來了，隨新鹽而來的，是更加沉重的稅賦。鹽業經營的進入是壟斷的，相應的退出也是壟斷的。
這意味著，世襲而來的特權變成義務的時候，即使賠本，也只能硬著頭皮賠，不然就是犯上欺君。在這樣走投無路的境遇下，很多徽州鹽商紛紛想盡辦法，以生病，回家盡孝為託辭逃避，更有甚者，竟然選擇了一逃了之，一夜之間，人去樓空，不知所蹤。
面對這種局面，精明練達的徽州鹽商認準了只有降價才是挽救鹽業的唯一出路，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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