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了，就算是本唱戲的書，元帥府都能人均票友。
而且平心而論，武攀龍一直認為，這本救荒定疫書，是元帥府東征的最大利器，因為較之朝廷軍隊，瘟疫和災荒是更可怕的對手。
這書對於瘟疫的治療乏善可陳，但普及介紹了北方抗旱、抗蝗的農作物種類，講解了小型水利設施的選址修建，還有瘟疫的初步認識、隔離與預防。
尤其最重要的一點，是劉承宗在書中將致人瘟疫的東西，形容為病毒，就是一種比蜉蝣更小、肉眼不可察的、有生命的毒蟲。
軍中普及了這些，就意味著他們進駐一片疫區，不論當地正在爆發的是什麼疫情，都能大大減少軍隊被瘟疫的影響，同時最快速度的穩定百姓恐慌情緒。
武攀龍從前一直認為死人，是瘟疫的最大源頭，但他在楊耀身邊親身經歷了河湟對抗天花的戰役，這讓他意識到死人並不是瘟疫最大的源頭。
活人才是。
或者說難以受到管制的恐慌倖存者，才是瘟疫傳播的最大源頭。
而死人是很乖的，他們躺在那，一動不動，誰也別惹他們，等待肉體與毒蟲一起消亡。
“這是我們的書，我們和朝廷是一山二虎。”劉承宗並沒有反駁武攀龍的話，他只是說：“可就算二虎相爭，山就在這，山塌了，爭贏了又如何？”
“有沒有瘟疫，我們都能橫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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