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到了這一步，此次以皇宮修繕案為表現形式的權力鬥爭，就已經在事實層面進入垃圾時間。
沈一貫期待的心學派大團結倒是的確實現了，但他以為靖難系勳貴能夠看在雙方“合作”多年的份上，堅定的與心學派保持一致，形成兩派聯手對抗實學派圍剿的大好局面，這一條卻是徹徹底底地慘遭失敗。
勳貴與流官，二者的權力來源雖然都是皇帝，但獲取方式卻是完全不同。這些世襲的勳貴，獲取權力看的是祖宗功業、個身行幾。比如徐弘基他家祖宗是徐達，他又是自己父親的嫡長子，那他生來就是準備襲封魏國公的，只要自己不作死，這魏國公跑不了他的。
流官就不同了，你祖宗本事再大、功勞再多，只要你自己考不上進士，一切還是白搭——除非你願意恩蔭那幾個混日子的閒官。
恩蔭官怎麼說呢，也有混得不錯的，離中樞不算遠。比如高務實的親弟弟、高拱嗣子高務觀，他蔭官正六品尚寶司司丞，這就是文臣蔭官的最高標準，但這輩子不用想升官。
本來尚寶司丞往上還有尚寶司少卿、尚寶司卿，但這兩個職務屬於尚寶司的“堂上官”，是不能用蔭官任之的，只能用進士任之。所以，即便高務觀幹得再好，或者他親哥高務實權力再大，高務觀都不能升官了，尚寶司丞或者平級的各部衙屬官就是他的頂點。
當然，如果他辭官去南疆，那情況自不相同，但這就不必細論了。
總之，世襲勳貴乃是“天生貴胄”，只要不鬧到讓皇帝覺得不處理你就要天下大亂，那你的日子就壞不了，往上雖然有五軍都督府某都督這個天花板，但你下限高啊！因此，勳貴們只要腦子沒進水，通常是不可能和皇帝頂牛的。
相反，他們倒敢和皇帝之外的任何個人頂牛。比如歷史上萬曆中後期襲封的第七代英國公張維賢，就敢完全無視號稱九千歲的魏忠賢，魏忠賢聽下面人報告說英國公當眾折了他的面子，他囁嚅半晌，最後也只能說算了算了——人家只要不造反，你權力再大也只能乾瞪眼，這就是祖宗之力。
不過，勳貴雖然自帶閃避BUFF，卻也不敢對抗文官集團，比如高務實當年還在兵部戎政侍郎位置上的時候，勳貴們就對他非常客氣了。這並不是因為戎政侍郎管京營所以高務實就牛逼，而是因為高務實當時已經是眾所周知的實學派黨魁。
勳貴不怕高務實個人，但怕實學派這個文官內部的大集團上來打群架——若是一天幾十道奏疏彈劾，任你哪個勳貴也吃不住，就算爵位不一定會丟，但肯定要被皇帝叫去痛斥，這就很難說下場如何了，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高務實客氣點總沒錯。
說迴文官，文官不太怕勳貴，反而容易被特別受皇帝寵信的大宦官限制。這裡其實是個三角關係：皇帝既需要武臣勳貴充當震懾天下的那把刀，又需要文官來限制武臣勳貴的實力以免反過來威脅到皇權，那就需要創造另一派力量來限制文官，於是推出宦官來做白手套專門打擊文官。
由於宦官的“天然使命”就只是打擊文官，所以皇帝不會容忍他們對勳貴瞎出手，於是勳貴又可以反過來只把宦官當奴婢看……這個迴圈一搞成，皇帝本人就摘出去了，可以隨時平衡這三者之間的力量對比，讓自己永遠處於最超然的地位，成為最終裁決者。
你們仨去玩蛇咬尾的遊戲好了，誰想佔得上風都要來求朕。這就是這套權力遊戲的根本邏輯，也就是英國公可以不鳥魏忠賢，但靖難系勳貴卻要巴巴地討好高務實的原因所在。
當然，打破這個邏輯的牛人也有。比如崇禎一上臺不只是幹挺了魏忠賢，他是直接把宦官這個權力派系都幹挺了，於是只能自己衝殺到第一線。他殺的文臣之多簡直直追朱元璋，可惜沒什麼鳥用，除了讓文官們逐漸開始身在曹營心在漢，一旦局勢不利就轉投李自成甚至韃清之外，崇禎聖君什麼好也沒討到。
所以說，嘉靖雖然毛病很多，但有一點他認識得很對：你問他什麼是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就是說你在什麼位置就做什麼事，也就是《周易·艮》中所說的“思不出其位”。
崇禎就是不懂這個道理，非要把權力運轉邏輯打破，於是天下間的有心人就只好透過物理手段再重置一次權力運轉邏輯了。
高務實的改革措施固然很多，但都是在權力正常運轉的體系內去做的。比如他在戎政侍郎的位置就搞京營改革，在戶部尚書的位置就搞財政改革，等當了首輔，就開始調整朝廷的政治格局……他當年科舉，本經就是《周易》，自然知道“思不出其位”的道理，只不過他往往是在“不出其位”的框架下頂格去做罷了。
南京皇宮修繕案本質上就是高務實借一次工程弊案進行政治格局調整，目的就是藉著皇帝此前搞出的孔廟事件餘威徹底壓制心學派，在朝堂上形成實學主政的大勢，進而為最後的改革鋪平道路。
在外人看來，高務實這麼做無非是要獨攬朝政。這話雖然沒錯，但對得也不多。獨攬朝政只是手段，並不是目的。他要的是繼續改革，而且不是具體的某一項改革——包括科舉改革。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任何一項具體的改革都不能算高務實的最終目的，他的根本目的大到這個時代的人根本看不出來，也根本想象不到，甚至就算高務實當面告訴他們，他們也未必能夠理解。
他要幹什麼？他要改變此前中國曆朝歷代“統治只是為了統治”的死迴圈，換成“統治是為了社會發展”的無限延伸。
後人常說，封建王朝唯一關心的事就是如何延續統治，歷朝歷代都會為此總結前朝教訓，但往往陷入類似的治亂迴圈。比如秦亡於嚴，於是漢亡於寬；唐亡於藩鎮，於是宋亡於兵弱……
雖然總的來看，隨著時間發展，政治制度確實有些許進步，但根本目的既然錯了，終歸逃不出這個窠臼。當一個王朝的最高目標就是延續統治，它就難免會害怕任何變化，甚至在遭遇某些時候會選擇復古——比如朱元璋的諸子分封制。
然而在高務實看來，這是沒有出路的。他本經是《周易》，讀《周易》讀出來的核心觀點其實就一句話：世界永遠在變化，所以人要不斷改變自己來適應世界的變化。
不過，道理好懂，事情難辦。你怎麼觀察世界的變化？世界變了什麼、變了多少，你要如何改變自身、改變多少，去適應這種變化？
高務實當然也想了很多，最終的觀點是：以上問題都很難，那不如讓“我”成為最大的變化。我最先變，所以別人都得隨我而變。
換在朝廷治政來說，就是我自己不斷改革、不斷發展，那我就是最大的變化之力，世界各國都只能跟著我的變化來適應我。
這個道理就好比是英國工業革命了，生產力開始碾壓世界各國，於是各國也只能紛紛跟進，開始爭奪“變化權”，進而推動世界發展越來越快。
不過在高務實看來，英國其實是非常“德不配位”的。這個國家在道德上大缺大德，在實力上國小民寡，其實不足以形成鞏固的世界格局。它靠著工業革命的偉力和廣大殖民地的血淚維持了兩百年霸權(不是四百年)，但最終還是會走到窮途末路，泯然眾國之中。
真正要形成穩定的世界體系，其核心國家必然需要三個前提：廣土，巨族，同心。
說人話就是：資源豐富，人口眾多，舉國同欲。
且不說後世如何，高務實環顧當今世界，能有這個基礎的國家其實只有大明。後世所謂世界三大寶地：北美、歐洲、東亞，先不說那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就說此刻——歐洲，分裂慣了，沒有統一的可能；美洲，殖民者剛到，發展剛剛起步，人口極其稀少。
反觀大明，完全是農業時代的巔峰，糧食平均畝產是歐洲的三倍以上，人口是整個歐洲的四倍。[注：都是西方學界大的主流觀點，即十七世紀初歐洲總人口約為6100萬，而此時的明朝後期總人口為“超過兩億”；歐洲糧食畝產40-80斤(單位已換算)，明朝糧食畝產200-250斤。]
在這種條件下，且高務實的前期改革基本已經順利完成，他開始琢磨如何“處中國而治萬邦”，這有什麼問題嗎？
在他看來，只要朝廷改變思路，開始將發展當做延續統治的正確道路，不斷推動社會生產力的進步，那麼大明就是那個真正的“天選之國”，而且沒有“之一”。
數日之後，隨著調查的深入，越來越多的涉案官員被揭露出來。這些官員大多屬於心學派，他們在南京皇宮修繕案中或主動參與、或被動涉及，但無一例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
經過仔細的審查和討論，朝廷最終決定對這些涉案官員進行分類處理，以儆效尤。處理方案大致分為四個檔次：
降調西域：對於涉及程度較深，但尚有可用之處的官員，將其降職調往西域，參與當地的建設和管理。這些人雖然犯了錯誤，但考慮到他們的能力和對朝廷的貢獻，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
冠帶閒住：對於涉及程度一般，但已不適合繼續擔任原職的官員，剝奪其官職，保留其榮譽性的“冠帶”，令其回家閒住。這些人雖然犯了錯誤，但錯誤性質不算嚴重，給予其反省和退隱的機會。
革職為民：對於涉及程度較重，已無繼續為官甚至保留名譽必要的官員，直接革去其官職，貶為平民。這些人已經明顯犯了錯誤，而且錯誤性質較重，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朝廷不再保留其官員身份。
永不敘用：對於涉及程度甚深，且性質極其惡劣的官員，不僅革去其官職，還要將其列入黑名單，永不敘用。這些人的錯誤性質嚴重，對朝廷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必須給予嚴厲的懲處。
據統計，此次涉案的七品以上官員共計四十一人，其中被降調西域的有八人，冠帶閒住的有十二人，革職為民的有十五人，永不敘用的有六人。
這一處理結果在朝野引起了極大的震動，雖然四十一人說少不少，說多好像也不多，但要知道這僅僅是一次工程弊案，涉及範圍也不大，若是往常，處理三五個人也就差不多了。然而這一次卻不是處理幾個人，而是把涉案官員一掃而空，輕重緩急分得清清楚楚，可見朝廷的重視程度之重、應對規格之高。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在處理完這些涉案官員後，高務實再次被召入乾清宮中。朱翊鈞對他的處理表示了充分肯定，同時也提醒說，離京日久，自己已經收到了不少奏疏催促回京。
高務實原本以為朱翊鈞難得出京一回，應該會希望在南京多待一大段時間，甚至趁機去別處遊覽一番，想不到他居然主動提及回京之事，真是頗為意外。不過高務實畢竟不是佞臣，當即表示聖駕隨時可以還京，內閣也會趕緊做出相應安排。
事後高務實悄悄找陳矩瞭解情況，陳矩似乎有些為難，最後說了幾句模稜兩可的話。高務實理解的意思是龍體欠安……聽陳矩的描述，似乎南京的氣候更容易讓皇帝痛風復發。
這下破案了，南方確實比北方更容易發生痛風，發作時的痛苦程度也是南方遠勝北方。朱翊鈞原本就患有痛風症，在北京都不時發作，現在來了南京，那肯定是遭老罪了。
至於陳矩為什麼不好明言，這倒簡單——皇帝的身體情況屬於高度敏感問題，原則上是不能隨意洩露的。之所以還能告訴高務實一點，那也是因為高務實身為首輔，不能對皇帝的身體狀況一無所知。
隨著南京皇宮修繕案的調查和處理逐漸落下帷幕，在聖駕籌備北返期間，朝廷的注意力再次轉向了西域的局勢。劉綎統帥的軍隊已經在西域展開了平叛行動，而高務實也在積極籌備後勤和財政支援，確保平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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