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性次之，帝特用士性。士性疏辭，言資望不及國。”
如此之事，於有明一代並非個例。
正如劉渝龍於《明代文職大臣廷推制度探略》中所說：“(廷推)它是經吏部初步醞釀出大臣人選後，再由廷臣會議商榷，共同推舉出素孚眾望、德才兼備之員為大臣人選夕供皇帝擇用。
這在客觀上對當時空前膨脹的皇權是一種制約。每當皇帝違制任用大臣時，
常有以維護封建王朝典制為己任計程車大夫挺身而出，慷慨陳詞，進行抵制。
嘉靖初，世宗以特旨任命南京兵部侍郎席書為禮部尚書，廷臣便以席書不由廷推進用，交章誘之，迫使其屢辭新命。
萬曆十九年夕，趙志皋、張位奉特旨入閣，吏部尚書陸光祖上書，極言特簡非制，唯廷推‘廣忠集眾，而杜偏聽之奸，絕阿私之患’。因反對者眾多，抗詞亦甚激烈，神宗被迫表示‘不為後例’。”
有意思的是，正是這種分割皇權的功能，令韃清統治者憤忿評說：“簡灌出自廷推，實為明代敝政。”“用人乃馭下大權，太阿豈宜旁落！”。
如此一來，所謂廷推僅為皇帝用人之參照，不影響君主獨裁之論，也就不攻自破。而臣權於國家決策之中的影響力，也就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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