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就是觉得，你的日子过得挺丰富的。”

叶归根也笑了。“还行吧。”

地铁到站了。两个人走出车厢，上了楼梯，出了地铁站。

伦敦的夜风吹过来，带着一丝凉意。路灯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反射出一片柔和的光。

两个人并排走着，影子拖在后面，一长一短。

“归根，”杨成龙说，“明天还去图书馆吗？”

“去。报告还没改完呢。”

“那明天见。”

“明天见。”

两个人在岔路口分开。叶归根拐进一条小巷，去便利店买薯片。杨成龙继续往前走，回自己的宿舍。

杨成龙走了几步，回过头看了一眼。叶归根的背影消失在便利店的玻璃门后面，灯光照出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笑了一下，转过身，继续走。

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把路照得很亮。伦敦的夜，安静下来了。

七月中旬，叶归根去了肯尼亚。

他没坐头等舱，也没坐商务舱，坐的是经济舱。伊丽莎白说要给他升舱，他拒绝了。

“又不是去度假，升什么舱。”

伊丽莎白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她知道叶归根在某些事情上有自己的坚持。

不是那种刻意的、做给别人看的坚持，而是骨子里的。他爷爷教他的那些东西，已经长在他身上了。

内罗毕的机场不大，但很热闹。叶归根拖着行李箱走出来，一眼就看到了接机口举着牌子的姆贝基。

姆贝基是萨克斯教授的朋友，肯尼亚农村金融专家，五十多岁，瘦高个，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但每句话都很有分量。

“叶先生，”姆贝基伸出手，跟他握了握，“欢迎回到非洲。”

“叫我归根就行。”

“好，归根。”姆贝基笑了笑，“萨克斯教授跟我提过你，说你是他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

“他过奖了。”

两个人走出机场，上了一辆旧丰田越野车。姆贝基开车，叶归根坐在副驾驶上。

车子开出内罗毕市区，往北走。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了乡村，从柏油路变成了红土路。

两边的房子越来越矮，越来越破，从砖房变成了铁皮棚子，从铁皮棚子变成了泥巴墙。

“你的项目在马查科斯县，”姆贝基说：

“距离内罗毕大概两个小时车程。一个叫基图伊的小村子。三百二十户人家，主要种玉米和豆子。你投的那个小额信贷项目，去年十月启动，到现在九个月了。”

“效果怎么样？”

姆贝基想了想。“有好有坏。好的是，参与项目的农户，平均收入增长了15%。坏的是，覆盖率不够。三百二十户，只有六十户参与了。很多人还在观望。”

“为什么？”

“信任问题。”姆贝基说，“这个村子的人，以前被NGO骗过。几年前有一个国际援助组织来村里，说给每家发两头牛，条件是参加他们的培训。”

“培训完了，牛没发。后来那个组织的人跑了，牛也没了。从那以后，村里人对任何外来项目都持怀疑态度。”

叶归根沉默了。

“所以，”姆贝基说，“你的项目要在这个村子里成功，第一件事不是放款，是建立信任。”

“怎么建立？”

姆贝基看了他一眼。“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叶归根没说话。他想起了杨成龙在课堂上说的那句话：“蹲下来，跟他们坐在一起。”

车子开了一个半小时，到了基图伊村。

村子不大，几十间泥巴房子散落在红土坡上，屋顶是铁皮或者茅草。

村口有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树干粗得三四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冠像一把大伞，遮出一大片阴凉。

几个孩子在树下玩耍，看到车子开过来，围了上来。他们光着脚，穿着破旧的衣服，但眼睛很亮，笑容很干净。

叶归根下了车，从包里掏出一把糖果，他特意在伦敦买的——分给孩子们。孩子们接过糖果，笑着跑开了。

村长叫约瑟夫，六十多岁，一个瘦削的黑人老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脚上是一双破旧的皮鞋。

他走过来，跟姆贝基握了握手，然后看着叶归根。

“你就是那个华夏人？”他用斯瓦希里语说，姆贝基在旁边翻译。

“是的。我叫叶归根。”

约瑟夫打量了他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进来吧。”

他带着叶归根和姆贝基走进村子。村子里很安静，大部分人都在地里干活。

偶尔能看到几个老人在家门口坐着，或者几个妇女在井边打水。

约瑟夫带着他们走到一间稍大的泥房子前面，推开门。里面是一间简陋的办公室，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书架。

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照片，是肯尼亚第一任总统肯雅塔。

“坐吧。”约瑟夫说。

三个人坐下来。一个妇女端进来三杯茶，是用铁皮杯子装的，茶很浓，加了很多糖。

“你的项目，”约瑟夫说，“姆贝基跟我讲过。小额信贷，每户最高能贷五万肯尼亚先令，年利率8%，用途不限。九个月了，只有六十户参与。”

“我知道。”叶归根说，“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您怎么说。为什么其他人不参与？”

约瑟夫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不相信。”他说，“以前来过很多人，都是白人，穿得很好，开很好的车。”

“他们说会帮我们，但走了之后就不回来了。钱？东西？什么都没留下。”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你的项目，钱是借出去了。六十户，有人买了种子，有人买了羊，有人做了一点小生意。”

“但其他人还在看。他们在看，这六十户是不是真的能赚到钱。如果能，他们就会跟上来。如果不能，他们就会说：‘看吧，又是一个骗局。’”

叶归根点了点头。

“约瑟夫村长，”他说，“我今天来，不是来检查的。我是来听的。我想听听您和村民们的想法。你们觉得，这个村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约瑟夫看着他，眼神里有一丝意外。

“你想听我们的想法？”

“对。”

约瑟夫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的村子。

“最需要的，”他说，“是一个证明。”

“什么证明？”

“证明有人是真的关心我们。不是来了就走，不是给了钱就跑。是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

叶归根站起来，走到他身边。

“我这次来，会待三天。我想跟每一户人家都聊聊。可以吗？”

约瑟夫转过头，看着他。看了很久。

“可以。”他说。

接下来的三天，叶归根在基图伊村待了三天。

他走了六十户参与项目的人家，也走了二十户没参与的人家。

他坐在泥房子前面，喝着加了太多糖的茶，听每个人讲自己的故事。

有一个女人，叫玛丽，三十出头，丈夫死了，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

她贷了三万先令，买了两只山羊。山羊生了小羊，她卖了两只，赚了钱，给孩子交了学费。

“如果没有这笔钱，”玛丽说，“我的大儿子就上不了学了。”

有一个年轻人，叫詹姆斯，二十出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他贷了五万先令，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在村里跑运输。

从村里到镇上，一个人收一百先令，一天能跑两三趟。

“我现在一个月能赚两万先令，”詹姆斯说，“比在镇上打工强。”

也有没参与的人。

有一个老人，叫姆瓦伊，七十多岁，一辈子种地。他坐在家门口，看着远处的田野，慢悠悠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