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说，”叶归根继续说，“他们那一代人是开路的人。我爸那一代人是修路的人。我们这一代人，是走路的人。”

杨成龙没说话。他想起杨威信里的那句话：“这座桥，开始有人走了。”

“但走路的人，”叶归根转过头看着他，“也不能光走路。得一边走一边看，看路对不对，看桥稳不稳。看到不对的地方，得想办法修。看到不稳的地方，得想办法加固。”

“所以你学农业经济学？”

“不只是农业经济学。”叶归根走到桌前，翻开笔记本的扉页。上面写着一行字，字迹工工整整：

“基石与翅膀。”

“这是我的基金，”他说，“我去年成立的。规模不大，是我爷爷和我爸给的启动资金。我投了两个项目，一个在北非，一个在肯尼亚。都是农业相关的。”

杨成龙看着那行字，沉默了一会儿。

“你什么时候想好要做这个的？”

叶归根想了想，说：“在北非那次之后。”

他没有细说，杨成龙也没有追问。他知道叶归根在北非出过事，办事处被袭击，叶归根动用了家族的力量才摆平。

具体的细节他不清楚，但他知道那件事对叶归根影响很大。

“我有时候想，”叶归根靠在窗台上，看着外面的夜空，“我们这些人，运气太好了。生在那样的人家，什么都不缺，想读书就读书，想创业就创业。但运气好的人，是不是应该多做点事？”

杨成龙没有回答。他不需要回答，因为他知道答案。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厨房里传来汉斯洗碗的水声，客厅里很安静。

“成龙，”叶归根突然说，“你下学期真的选农村发展学？”

“真的。”

“那我们一起上。”

“好。”

军垦城的春天来得晚。四月初，内地的杏花都谢了，这里的树才刚刚冒芽。

杨威站在清水河牧场的路边，看着最后一公里的路在铺。压路机轰隆隆地碾过新铺的砂石，扬起一片尘土。风大，尘土被吹得漫天都是，呛得人直咳嗽。

张建疆从车上下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脸上全是土，但眼睛是亮的。

“威哥，路通了。最后一公里，铺完了。”

杨威看了看表。下午三点十七分。他记下了这个时间。

“打电话给林小雨，让她明天带人来收羊。”

“打了。她明天一早出发。”张建疆把文件夹递给他，“这是清水河牧场三百二十户牧民的名单和存栏数。一共一万三千二百只羊，比我们上次统计的多了一千只。”

杨威接过文件夹翻了翻。名单上的名字，有些他认得，有些不认得。但他知道，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一家人。

“建疆，你算一下，按现在的价格，这三百二十户，今年能增收多少？”

张建疆掏出手机按了一会儿，抬起头：“平均每户增收八万到十万。”

杨威点了点头。这个数字不算大，但对这些牧民来说，是实打实的收入。哈布力大爷去年卖了八十只羊，到手三十多万，是他过去五年的收入。

“走吧，”杨威说，“回去。”

两个人上了车。车子在刚铺好的砂石路上开，颠簸还是有的，但比之前好太多了。之前来清水河，四个小时的路，颠得骨头都散了。现在两个小时就能到。

杨威开着车，张建疆坐在副驾驶上，两个人谁也没说话。

窗外的风景是戈壁滩常见的景色——天是蓝的，地是黄的，远处有雪山，近处有枯草。春天还没来，但阳光照在雪山上，亮得刺眼。

“威哥，”张建疆突然说，“你说，我们做这个平台，到底图什么？”

杨威想了想，说：“你图什么？”

张建疆沉默了一会儿。他是个实在人，不爱说漂亮话。

“我图个踏实。”他说，“咱们的公司赚的钱比现在多十倍。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心里不踏实。我不知道我干的那些事，到底有什么意义。现在不一样。每天累得要死，回到宿舍倒头就睡，但心里踏实。”

杨威没说话。他知道张建疆说的是实话。他也有过那种感觉——在非洲的时候，赚了钱，但心里空落落的。回来之后，做了这个平台，钱少了，但心里满了。

“我图个交代。”杨威说。

“交代？给谁交代？”

“给我爸，给我妈，给那些牧民，也给我自己。”

张建疆看了他一眼，没再问。

车子开到军垦城的时候，天快黑了。杨威把车停在平台的小楼前面，看到楼里亮着灯。

“谁在里面？”张建疆问。

杨威下了车，推门进去。一楼的大厅里，林小雨坐在电脑前，正在处理数据。旁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赵东来，一个是杨威不认识的年轻人。

“杨总，”林小雨站起来，“这位是农大的学生，叫巴合提。哈布力大爷的孙子。”

年轻人站起来，个子不高，脸晒得黑红，眼睛很亮。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手里拎着一个布包。

“杨总好，”巴合提有些紧张，“我爷爷让我来看看您。他说您帮了我们家太多，他没什么能报答的，让我来给您干点活。”

杨威看着他，想起了哈布力大爷。那个倔老头，赶了三天羊来送他，说“不是应该，是愿意”。

“你爷爷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就是腿不太好，走不了远路了。但他还惦记着羊，每天都要去圈里看看。”

杨威点了点头：“你什么时候开学？”

“还有半个月。”

“那你就在这里帮忙吧。跟东哥学技术，跟小雨姐学品控。学多少算多少。”

巴合提的眼睛亮了：“谢谢杨总！”

杨威摆摆手：“别叫杨总，叫杨哥。”

他上了二楼，推开办公室的门。桌上放着一封信，是杨成龙寄来的。

他拆开信，坐在椅子上，慢慢地看。

“爸，萨克斯教授说，发展经济学的核心不是数字，是人。他说他在非洲干了二十年，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要替别人做决定，要帮别人自己做决定。”

“我想到了你。你没有替红山牧场的牧民决定该怎么做，你帮他们找到了路，让他们自己走。哈布力大爷赶羊来送你，不是因为你给了他钱，是因为你尊重了他。”

杨威把这封信看了两遍，然后收好，放在抽屉里。

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土腥味，但不冷。春天的风，虽然还是硬的，但已经不扎人了。

远处，后山的轮廓在暮色里渐渐模糊。他想起叶雨泽说的话：“桥的作用，不是站在上面，是让人走过去。”

他想起杨革勇说的话：“你现在，是个好样的。”

他想起哈布力大爷说的话：“不是应该，是愿意。”

他站在窗前，站了很久。

然后他掏出手机，给杨成龙发了一条信息。

“儿子，信收到了。你说得对，帮别人自己做决定，比替别人做决定难得多。但做对了，心里踏实。”

回复来得很快。

“爸，我在学农村发展学。叶归根也在学农业经济学。我们都在学怎么帮别人自己站起来。”

杨威看着那行字，笑了。

窗外，风停了。远处的天边，最后一丝光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留下一道浅浅的橘红色。

春天，真的要来了。

四月中旬，伦敦终于有了春天的意思。

校园里的树冒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阳光下透明得像纸。草坪上的花开了，黄的白的紫的，一丛一丛的，风一吹就晃。

连空气都变了，不再是冬天那种湿冷的、黏糊糊的感觉，而是干燥的、清爽的，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

叶归根和杨成龙坐在草坪上，面前摊着几本书和笔记本。阳光暖洋洋的，晒得人昏昏欲睡。

“你说，”叶归根躺下来，把书盖在脸上，“为什么伦敦的春天这么短？感觉刚来就走了。”

“因为好的东西都短。”杨成龙坐在旁边，翻着一本《农村发展学导论》，“军垦城的春天也短。杏花开了没几天就谢了。”

“但那几天好看啊。”叶归根的声音从书底下传出来，闷闷的。

“我小时候，每年春天，我奶奶都带我去看杏花。军垦城东边有一片杏树林，是我太爷爷那辈人种的。我奶奶说，那些树比她还老。”

杨成龙没说话。他想起了军垦城的春天，想起了杨革勇院子里的那棵老杏树。每年春天，杏花开了，粉白粉白的，风一吹，花瓣落了一地。

杨革勇就坐在树下，喝着茶，看着那些花瓣，一句话不说。

“归根，”杨成龙合上书，“你说你爷爷为什么让你来伦敦？不是去美国，不是回华夏，是来伦敦。”

叶归根把书从脸上拿开，坐起来。他的脸被书压出了一道红印子，看起来有点滑稽，但表情是认真的。

“我爷爷说，伦敦是个好地方。它在东西方之间，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在这里，你能看到两边的东西，又不属于任何一边。”

杨成龙想了想，觉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