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一种渗透于中国人血脉的精神。闻一多曾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这个土匪就是“侠”。

从远古的执剑之族，到先秦的“国士”，“游侠”，侠义之道始生，游侠之立身扬名，靠的是结私交，讲义气，重然诺，轻生死，言必信，行必果，“不爱其躯，赴士之扼困”（《史记·游侠列传》），而至两汉的豪侠，“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侠开始真正左右了中国的历史。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汉魏皇权对豪侠势力的摧残，侠义的发展可谓步履艰难。

说到三国的侠客，可以说，他是中国侠客历史的一个枢纽。

其导致的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乱世，犹如当年的战国时代，充斥着宫体与清谈，阴谋与屠杀，侵略与叛逆，使本已奄奄一息的专制社会居然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并且萌生了新的活力。

三国的侠客存在方式，呈现出一个复杂的过度型形态。有早期武侠的回光返照，也有新形态的出现，有民间侠的重新活跃，也有豪强势力的沉渣泛起。

说说三国时代的侠客（1）——民间侠

两汉是豪侠的时代，他们“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然而经过西汉三次对豪侠势力的大规模清洗，豪侠在他的历史舞台上已然开始走下坡路了。而经过东汉百余年的崇文厌武的文化氛围的压抑，到了唯晋时期，豪侠已无向时声势，而春秋之后阔别数百年的民间侠却又重新活跃起来。

三国中的魏国是有记载的民间侠最活跃的地方。魏的名将典韦早先就是陈留郡夷吾县的一名侠客。史书上说他“形貌魁梧，臂力过人，有志节任侠。”他为了替好友复仇，身藏匕首，只身闯入官吏李永家中，当场刺死李永夫妇，然后徐徐走出，追者百人，居然无人敢近。典韦“由是为豪杰所识”名重一时。

有类似侠行的三国名将还有太史慈等人。太史慈早年为小吏，曾因“怀刀截书”而“遁还通郡章”。“由是知名，而为州家所疾。”连当时的北海相孔融都“闻而奇之，数遣人讯问其母，并致饷遗。”

后来孔融为黄巾贼管亥所围，慈从辽东还，母谓慈曰：＇汝与孔北海未尝相见，至汝行后，赡恤殷勤，过于故旧，今为贼所围，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单步径至都昌。时围尚未密，夜伺间隙，得入见融。

其为酬君子而单骑突围搬取救兵，端的是史迁笔下的游侠本色。

其余还有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夏侯谆“曾杀辱师者复仇”；徐庶为友“借躯交报仇”杀人后白灰涂面，披发而走……

正是在这样一批任侠之士的推动下，侠风又逐渐在社会上蔓延。

其中，最著名的民间侠即为所谓的“汉唯间四大名侠”。

三国时期曹魏的《魏略》，被称为“巨细毕载”。书中特辟《勇侠传》，就记下了这四位侠客——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

他们之所以闻名遐迩，是因为其言其行全面恢复了昔日的侠义传统，有古游侠之风。孙宾硕曾在急难中冒死援救遭宦官迫害隐姓埋名的逃犯赵岐；鲍出尚节义，在土匪劫掠时，不但只身救出老母，还奋不顾身地解救邻居老妪；杨阿若曾单骑突围，搬兵诛杀豪强大姓——黄昂，震惊一时；祝公道更加，曾蹈险牢狱，解救出素昧平生的魏国名臣贾逵，不语而去，为一时所颂。

此四人的事迹在《三国志。魏书》中的《阎温传》有引魏略的详细介绍。

说说三国时代的侠客（2）——豪侠

三国时期，是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不但春秋之后阔别数百年的民间侠重新活跃起来，两汉保受摧残的豪侠势力也如沉渣泛起，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然而，因为其处于一种过度形态，新旧交替，杂然并存，故远比两汉豪侠的形态来得繁复。其间，有施爱尚义，有醇厚之风的志士，也有放纵末流，豪暴凌弱的恶霸。

而其中最为相通的一点，就是他们往往都是弃文就武的世家子弟。而其习武任侠又大多怀有政治野心，希望以此取得一定的政治资本。

东汉末年，乱象已现，对此有先见的上层社会成员开始重新对自己进行自我设计。其中，有曹操，张邈，袁绍，袁术等最为著名，他们结交豪侠，并非只图自保于乱世，而是弃文习武，好为侠行，以求在风云际会时有所作为。据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曾私自进入权臣中常侍张让的室内，被发觉后手舞短戟越墙而出，追兵对他也无可奈何。

梢后，四海不宁，干戈纷扰，上流社会人物习武任侠更为普遍，三国中的吴将鲁肃，本是富家子弟，见天下大乱，便学击剑骑射，并招聚百名轻侠少年，成为一名豪侠首领。平时，借上山打猎的名义，暗中在深山进行军事训练，并加以严密的组织，形同军队。后来，便利用这之力量，保护族人移居江东。

曹操的族弟曹仁与此相类而更胜之，后来将手下的近千轻侠少年拉入了曹操的起事大军。

也有另一部分豪侠群体，因宗族关系举族筑堡聚居，豪侠头目即为坞堡的军事首领。许楮便是一例，他“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他曾将坞堡中的男女老少按军事方式严格组织起来，打退了万余土匪的攻击，“闻者皆畏惮之”。

而当时上流人物的习武任侠，则大都怀有政治野心。战乱和混乱的政局使得习武比饱学通经更易出人头地，因此他们的任侠，不过是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和途径。由于他们的大量涌入，极大地改变了武侠世界的结构和成分。

不得不说，他们才是三国时代“侠”的主角。

一、汉末游侠特点和兴起背景

1。复仇

“侠”的复仇之义古来有之，但其真正的彰显却是自汉代开始。

东汉时期标榜“孝道”，屡颁赦令，更是在社会道德与法令条例上都助长了这种为了实践“孝道”而复仇的风气。汉章帝时官修的《白虎通义》就有如此记载，“子得为父报仇者，臣子于君父，其义，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义不可夺也”，其中将“孝子”与“忠臣”直接画上等号，等于从法律上认可了这种“侠”义式的复仇。有了道德上的认可和法律上的保障，是而一时间“侠”风大盛。

而复仇风气的普遍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为了复仇养客杀人，二是因“复仇”而扬名天下，进而转变成豪居一方的地方豪强。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汉末仍然存在，如武威张绣，为上司报仇，“闲伺杀（曲）胜，郡内义之。遂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三国志·魏志·张绣传》)，这种因“义”或“孝”而引起的复仇方式，最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从而进一步获取在乱世中立足的最初力量。

3。汉末“侠”开始出于豪强之家而非平民

较之于先前的“私剑”

或是“任侠”

，汉末游侠的组成和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一是大姓世家子弟相继为侠，如董卓、袁术、袁绍、曹操、孙坚等人都是以贵胄公子而为侠的；二是在地方各拥部曲，形成侠客集团化的豪强，如济南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

（《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扬州“多轻侠狡桀，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

（《三国志·魏志·刘晔传》），临淮鲁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

③（《三国志·吴志·鲁肃传》）等，都具有相当的规模，虽不至拥兵自重，亦可称为势力广大，成为地方豪强，名噪一时。

而“侠”

的概念也不仅仅流于刺客杀手或是豪侠，则是逐渐成为拉聚结交众人的一种方式，汉末著名的政论家荀悦曾经有过对这一时期游侠的表述，他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又说：“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

（《前汉纪》卷一零）。

由此可以看出，游侠阶层的本质在汉末已有异于前代，不再依附于人，而是“立强于世”

，不再单独行动，而是“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

。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侠”

在汉末开始脱离平民而出于豪强之家。

。

二、汉末及三国时期游侠

1。群雄之侠

东汉末年，皇室昏庸吏治腐败，天下割据群雄并立。游侠之风作为自我立强的手段，在桓、灵二帝时，达到高潮。

有武威段颍，“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颍列传》），后官至太尉；有陇西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

（《三国志·魏志六·董卓传》）、“以健侠知名”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有汝南袁绍，“公族豪侠”

（《后汉书·卷六十八·许邵传》）、“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

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

（《后汉书·卷七十四·袁绍列传》注引《英雄记》）；其弟袁术也“以侠气闻”

（《三国志·魏志六·袁术传》）。

群雄中的游侠者，不乏这些世家贵胄，公族子弟。

而后天下大乱之时，游侠中也不乏名者。东平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太祖、袁绍皆与邈友。”（《三国志·魏志七·张邈传》）；泰山王匡“轻财好施，以任侠闻”（《三国志·魏志一·武帝纪》注引《英雄记》）。此二人皆为当时游侠中的佼佼，“振穷救急”“轻财好施”，更是彰显了当世游侠“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的特点。

而开三国基业的曹操、刘备、孙坚三人，亦与游侠关联颇深，详见后文，此处不再赘述。

由此可见不论是位极人臣的段颍、董卓，抑或声明显赫的张邈、王匡，再如雄踞一方的二袁及三国开国之祖，都与游侠颇有关联，充分说明了在当时，任侠少年已经普遍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处世手段和号召方式，甚至成为在乱世中立足的奠基和根本。

2。曹魏之侠

曹魏继承汉统，雄踞中原，历代多有侠风，加之魏武帝曹操本人在年少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三国志·魏志一·武帝纪》），是而侠风甚重。

曹魏集团内著名“侠士”列举如下：

江夏李通，“以侠闻于江、汝之间。与其郡人陈恭共起兵于朗陵，众多归之。”（《三国志·魏志·李通传》）。

谯国许褚，“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④（《三国志·魏志·许褚传》）。

陈留典韦，“形貌魁梧，旅力过人，有志节任侠。”（《三国志·魏志·典韦传》）。

沛国史涣，“字公刘，少任侠，有雄气。太祖初起，以客从。”（《三国志·魏志·夏侯惇传》注引《魏书》）。

太祖从弟曹仁，“少好弓马弋猎。后豪杰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旅淮、泗之间。”（《三国志·魏志·曹仁传》）。

而在天下初定之后，又有谯郡嵇康，“尚奇任侠”⑤（《三国志·魏志·王粲传》）；琅邪诸葛诞“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三国志·魏志·诸葛诞传》）。

由此可见，自立国之初至其将近灭亡，曹魏集团中始终能找到“侠”的踪迹，虽然其间意义不尽相同，但曹魏游侠的发展却在沉淀中渐渐明晰。

或许较之汉末“任侠”

而处世结交，在魏国的发展中，“侠”

的含义又积淀了新的内涵。

它更多的开始指向一种对功业理想的追求或是潇洒处世的态度，从而渐渐转变为一种文化符号。

曹植《白马篇》有言，“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憧憬的是沙场建功，保家卫国的理想，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的无畏精神；而曹丕《善哉行》中所说，“策我良马，被我轻裘。

载驰载驱，聊以忘忧”

，则多少体现了一种逍遥世外的纵情态度，放旷于世，潇洒自然。

文人雅士以“侠”为自己精神追求的目标，借以抒发理想和弘扬人性，“侠”的意义开始和当时的文坛气度建安风骨紧密相连。

3。蜀汉之侠

蜀地偏径，远离中原，少经动荡，是而侠风不兴，故蜀汉出名的游侠极少。但与曹魏相同的是，其开国之祖刘备，却是“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三国志·蜀志·先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