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代较为野蛮的杯吸法、放血法和医蛭法。

当时医生的主要弁u是抑制病痛，而非治愈疾病，在这种医疗条件下，鸦片的麻醉性与镇静性当然大有用武之地。

“纵观整个19世纪，鸦片在英国、西欧和美国被广泛地应用，就像今天的阿司匹林或扑热息痛一样┅┅在1831－1895年间，英国国内鸦片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除了进口鸦片，英国医学协会还设立奖章推动国产鸦片的培育。

英国政府一方面把吗啡含量为4%－6%的印度鸦片出口到中国，另一方面又进口吗啡含量高达10%－13%的土耳其鸦片用於制药业；英国人一方面认为因享乐而吸鸦片是“独特的东方习俗”

，另一方面却以治病的名义毫无顾忌地把鸦片酊灌进自己的肚子里。

英国沼泽区的人民尤其依赖鸦片，用以减轻农业劳动的单调与繁重，以及沼泽地气候引发的疟疾、热症、风湿、神经痛和肌肉痛。

除此以外，鸦片还被配制成“多弗粉”

（dove’spoe）之类的专卖药，患者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从药剂师、杂货店、书店、甚至流动小贩那里买来自我治疗。

在“鸦片无害”

的假定意识下，一般人都把“药物上瘾”

当作是解脱病痛的代价来接受。

最可怕的是市场上品种繁多的“婴儿保静剂”

，为了减轻育儿的负担，贫民窟的母亲、保姆、甚至育婴堂都会给孩子喂食这种罂粟果茶，可以想象的，服用这类糖浆的儿童通常肤色灰白、营养不良，陷於比他们的父辈更悲惨的境遇。

下流社会的妓女、酒鬼用鸦片鬼混、代替酒精；上流社会的贵族、学者用鸦片享乐、激发灵感；身为国王的乔治三世嗜食鸦片，导致疯狂，即位的乔治四世同样具有鸦片瘾（参flowersintheblood，转引自周宁鸦片在英伦三岛曾经如此普及，以至於布思认为“每一个英国人在他们生命的某一段时期都服用过鸦片”

对於一般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来说，服食鸦片就像喝酒或抽烟一样是生活生活的一部分”

即使中毒致命的情况发生，“也极少有医生愿意作证把死因归於鸦片，因为这会牵涉到他的同行或者会损害鸦片的使用”

。

医生和药商对华鸦片贸易的言论，只不过是他们在对本国同行包庇纵容的延伸，这也解释了为什麽教会人士反对鸦片贸易的呼声，在母国得不到专业人士的。

1860年，中国政府被迫在《天津条约》中允鸟~片贸易的合法化，而英国政府却惊讶地发现，本土国民对非药用鸦片的滥用也已到了必须立法禁止的地步。但是，直到19世纪末，随著特效新药的发展，欧美医学界才开始解除对“鸦片治百病”的迷信，医术的提高也减少了自我治疗的程度，鸦片的适用范围这才得到相应的限制。

二、鸦片的使用和管理对我们的启示。

人类对物质属性和使用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现代药物管理的概念与体系也是在人类付出巨大代价后才逐渐形成的。

人与鸦片之间漫长的拉锯战，在多种天然与人造药品的开发过程中不断重复，至今仍提醒我们在“管理全地”

时当具备何等的谨慎与节制。

英国人对鸦片的容忍和对鸦片贸易的默认，虽然经济利益占了支配地位，无知与误解也是一大因素。

然而，误导民众的政府、医家和商界，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无从知道，在神的历史中，日不落帝国的衰微是否与她在鸦片贸易中的不义与伪善有关；圣经却借著以色列的国史告诉我们，一个不能“行公义、好怜悯”

的民族决不会蒙神的喜悦。

人对自然物的滥用，危害了中国，也危害了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