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千法皆收租，国事唯艰民多难 事千法皆收租，国事唯艰民多难

在皇帝身边做事，有些事必须要让皇帝知道，有些事大珰们要清楚，皇帝问的时候，大珰要能回答出来。

记忆力也是一种政治天赋，一人智短，众人智长，很多时候，大臣们说的内容要记下，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李佑恭在岭南搜集了许许多多的情报，奏闻圣上的十不足一，但张宏把李佑恭在岭南的事儿，都看得很清楚，陛下问，却答不上来，备忘录上又没有，再去调查，就会很影响陛下的效率。

陛下是个活生生的人，就是记忆力极好，也不可能全知、全能，就需要臣子的辅佐。

李佑恭很确信，大明不能例外，比如开海中制造罪孽。

大明在开海的过程中，虽然有高道德劣势，高道德限制了朝廷的一些行为，但商贾天生逐利，一些事情做起来，毫无心理负担。

比如倒卖夷奴，这件事就不可避免，这是生产工具，开发南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万历维新办的越好，大明人就不愿意离开腹地，南洋就越缺人。

夷奴非法进入大明，衙门作为秩序的受益者，就只能按照规矩办事，可远洋商行就没有多少限制了，每年想要抵达大明这个彼岸的夷人，数不胜数，有些被拦在了马六甲海峡，有些被拦在了吕宋。

真正能抵达大明的夷人很少，但五个市舶司，严防死守，防止这些夷人进入。

朝廷的利益和地方利益一致的时候，一些政令就可以得到贯彻，当朝廷利益和地方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政令的推行，就会被百般阻挠，显然在阻拦夷人这件事上，朝廷和地方利益高度一致。

朱翊钧继续处理奏疏，侯于赵在年前，写了一本奏疏入朝，这本奏疏，罕见的没有讨论他负责的六府一条鞭法的推行，奏疏名字为《再论翻身与深翻急务疏》。

在奏疏里，侯于赵总结了还田和巩固还田政令的经验教训，给了皇上一个经过了实践检验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

一曰，凡鼎新之政、百工之巧、生齿之繁所生利泽，终将尽归阡陌，为田主所据；

二曰，乡宦缙绅之利，实与万姓之利扞格不入，犹冰炭之不相容；

三曰，虽行还田均亩之策，然乡宦根脉盘结，野火烧之而复萌，非可旦夕除也。

侯于赵的意思很明确：一，一切维新变法、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带来的利益，都会变成地租，分配给土地的拥有者；二，乡贤缙绅的利益，和其他阶级的利益，永远对立，势同水火；三，还田和均田并不能消灭乡贤缙绅阶级。

侯于赵给出了这三个结论后，讲了一个他在杭州府看到的一个小故事。

浙江还田从万历十三年开始，大量的乡贤缙绅或自愿或被迫，失去了田土，进入了各县、州、府城中，他们依旧遵循着自己的行为逻辑，在城中购买了大量的土地、商铺，置业为生。

侯于赵在浙江还田带着两百人的北方营兵，这些营兵，很喜欢杭州片儿川，这是一种杭州的小面，面的浇头是雪菜、笋片、瘦肉片等等。

这种小面馆在杭州府很多，最开始的时候，这小面馆十文钱管饱，但鸡蛋只能吃三个。

因为还田影响了部分的粮食供应，杭州城内的粮价短暂升高，而浙江种稻多于种麦，面粉的价格涨了，营兵们经常吃的那家小面馆，开始涨价，从三个鸡蛋变成了一个，十文钱涨到了十五文，也从管饱变成了一碗面。

但随着还田的推进，供需关系恢复平衡，物料成本下降，可是小面馆的价格没有降回去。

营兵起初还骂这些小面馆的店主丧良心，明明米麦的价格已经降回去了，可这面馆还是那么高的价格。

很快，侯于赵就了解到，这不是小面馆店主丧良心，而是城里的房租涨了，因为小面馆店主的利润没有显著增加，反而减少了。

这些多出来的钱，没有变成店家的利益，也没有成为店员们的劳动报酬，而是变成了房租。

装潢、雇人、培养学徒、起早贪黑做浇头、进货等等所有一切的努力，都成了房租增长的理由。

店家如果选择不租，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稳定的客源很难带到新的店面，而且他不租，有的是人租，寸土寸金的地方，店家只能接受地租的上涨。

这些入了城的乡贤缙绅，他们对什么时候涨价，涨多少，都存在着十分普遍的默契，尤其是城中依靠租赁之业为生的经纪买办们，会不断的告诉这些乡贤缙绅，该涨了，涨多少。

店家如果选择不干了，那么房东可以立刻马上，通过这些经纪买办，将店面租给下一个追梦者。

侯于赵很快就发现，不仅仅是餐食这一个行当，杭州城里152个行当里，有九成九的行当，都处于这种状态。

这些个店家们，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替房主干活儿，他们的努力和奋斗，都变成了地租，分配给了新的乡贤缙绅。

比如浙江织造局，建立在杭州府城内，杭州府人口超过了二百二十万人，而织造局有织工织娘两万四千人，织造局还没有造好自己的官舍前，织造局每月给银，让匠人们租赁房舍居住。

而附近房舍的房东们，会不断的打听织工和织娘的劳动报酬是否增长、涨了多少，织造局补给匠人租房的津贴增加了多少，以此来调高房租。

也就是说，在织造局的匠人们，他们劳动报酬都通过地租，转移到了这些房东的手里。

织造局营造匠人官舍的时候，就闹出了民乱来，织造局营造了四个万家园，用于安置织工织娘，结果在开工的时候，不断有人去工地闹事。

侯于赵采用了十分果断的手段，把这些胆敢闹事的游手好闲之徒、指使闹事的房东们，全都抓了起来，南洋缺人，连甩鞭子的都缺，全都流放到了南洋，才没人敢跟杭州府衙龇牙咧嘴了。

这类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比如浙东运河、杭松驰道修建等等，侯于赵是个以立场看问题的人，凡是立场完全相悖，被判定为万历维新的敌人，侯于赵下手，就绝不留情。

经过了还田和巩固还田后，侯于赵观察浙江经济，得到了他说的三个结论。

农业技术进步、修桥补路增加货物流动、农业剩余能交换到更多的商品，粮食的供应增多，价格下降却不会相应变大，甚至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地方，粮价因为供需关系，还在上涨。

农业技术进步的利益，被田土、仓储等等地租鲸吞；

衣食住行都和地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匠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开始下降。

匠人们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明明随着自己的工作经验变得丰富，生产效率提高，劳动报酬增多，手里的钱变多了，可钱好像越来越不经花了，可生活上，反而处处都是困扰，这真不是匠人们不够努力；

对于工坊主而言，匠人们要求劳动报酬增加的要求是极其合理的，可是这代表着成本增加，相应的货物价格就会增长，价格增长，必然带来销量的降低，此消彼长，赚的甚至不如便宜的时候多。

如果把发展的净收益叫做剩余的话，地租在不断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剩余’的分配进行争抢，把本该属于工坊主、匠人的那部分剩余给抢走了。

侯于赵从小面的例子，讲了杭州府各行各业的现状，再讲了官厂修建匠人官舍的种种斗争，来证明他这三个观点。

为何时代的进步、变革、个人的奋斗和努力，最终都会变成地租，流动到这些不事生产的乡贤缙绅手中？

在侯于赵看来，因为地权就是主权。

地权是主权的分化、细化，主权是国家、朝廷在自己辖区内施行政策、极具排他性的政治权力，地权作为主权的分支，获得了部分地权，就获得了部分的主权。

“百事千法皆收租，国事唯艰民多难。”朱翊钧看完了侯于赵的奏疏，写了一句批注。

大明的官员和学者不分家，尤其是关于政治学，这东西确实得有实践经验，才会有更加切实的领悟，侯于赵主抓经济，他通过奏疏，跟陛下讲明白，乡贤缙绅、收租经济对发展的严重危害。

就以杭州府为例，杭州的地租，普遍每年5%的递增，只需要十四年的时间，地租的价格就会翻一倍，很多地方的地租增长可不仅仅翻了一倍，而是翻了数倍。

如果工坊主们拿到了利润，他们可能会想办法扩产，可能购买朝廷的铁马增加机械工坊，提高产量；

如果匠人们得到了足够的劳动报酬，他们可以生育更多的人口、可以到匠人学堂进修提升自己、可以有闲钱去实现自己的奇思妙想，提高技术进步。

可城中的房东们，他们拿到了银子，只会去购买更多的铺面、土地等等，哄抬杭州府的地价，等于哄抬了杭州府的地租。

不是所有的房东们都会血赚，有些人盲目加入其中，轻易相信他人鼓噪言论，吃了别人画好的大饼，盲目置业后，产业没有足够的客流量，所置产业的价格昂贵的同时，且欠了钱庄大笔的利钱，最终结果，往往是一地鸡毛，血本无归。

这些人，统统都成为了哄抬地价里的炮灰，真正食利者的帮凶。

当这些炮灰、帮凶和伥鬼离开的时候，食利者开始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他们的产业，本身价格就不高，持有成本也不高，只要静待时机即可，大明在发展，杭州府内没有一块地是廉价的。

但真正的势要豪右们，却有更高的抗风险能力和更低的机会成本。

侯于赵在杭州的时候，他对这种现象无可奈何，只能严厉打击违约行为。

侯于赵在浙江那几年，正是乡贤缙绅入城的时候，这些家伙目无法纪，平素就喜欢无视朝廷法度，最是喜欢违约，明明签了租赁的契书，但从不按契书执行。

一年三涨、一年四涨比比皆是，侯于赵能做的，也只是打击这些不按契书执行，违约调租的行为。

这本奏疏分析了现象、问题和原因，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解决办法，侯于赵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

因为这个矛盾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归肉食者所有，而没有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只有在肉食者的支配下，才能接触到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和生产；

如此一来，生产资料就成了肉食者朘剥穷民苦力最重要的手段。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消灭朘剥，侯于赵能做的真的不多，对生产资料再分配、对生产关系进行改变，是万历维新最重要的任务。

朱翊钧朱批了侯于赵的奏疏，谈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这本奏疏不涉及到具体政令，但对皇帝理解国朝发展中的种种经济现象，还是很有帮助的。

工部奏闻了一件让人振奋的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大明北方五十一座官厂已经顺利竣工，招工已经开始了，但工部谨慎起见，把第二批五十四个官厂按下了暂停键，没有继续推行。

工匠是脱离农业生产的，是不种地的，太多的匠人进入了官厂成为了住坐工匠，就需要足够的农业剩余，显然北方的农业剩余，不太能够满足工匠的需求，而农业剩余比较充分的辽东，又没有足够的人口支撑工匠人口。

工部和户部，联名上奏，请求暂停五十四个官厂的营造。

朱翊钧没有朱批这本奏疏，而是下令次日召见大司徒张学颜和大司空曾同亨，少司空辛自修，询问其详情后，再进行定夺。 他已经倾向于暂且按下这剩下官厂的营造，农业的技术进步也需要时间，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到蛋，而且因为在北方营造官厂，出现问题，向海外疏浚矛盾，就变得有些困难了。

王谦、胡峻德对本该属于吕宋的六百万贯宝钞展开了唇枪舌战，王谦要拿回属于吕宋的宝钞，而胡峻德说这宝钞，早就归了松江府，想都别想。

一共四百万贯宝钞留在了松江府，吕宋只有可怜的二百万贯，吕宋地方，用烟草、糖这些硬通货作为一般等价物，户部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得超发宝钞。

“朕收储不了那么多黄金，大明的黄金来源有限，只有金山和金池两个地方，能拿到的黄金是有数的，能发的宝钞就是有数的，现在已经超发了三倍。”朱翊钧看着奏疏沉默了许久，最终朱批了王谦和户部的奏疏，对吕宋定向增发宝钞四百万贯。

和对广东定向增发的理由是一样的，他不发钞，广州府就会发糖本票，广州府的势要豪右就会发私票，时间短点是权宜之计，时间一长，自然滋生不臣之心。

朱翊钧能干的活儿，就是多从海外赚点真金白银回来，尽量让所有人都相信他，相信他能够兑付这些宝钞。

一个很诡异的事儿，其实大多数的势要豪右、富商巨贾，都知道朝廷的会同馆驿里，没有那么多的白银，能把所有宝钞兑现，但大家都非常默契的避之不谈。

避之不谈陛下还不肯发钞，乱讲形成了风力舆论，陛下更不肯发钞了。

广州电白徐邦瑞就有一句话，说出来他们的心声：万历维新之后，陛下就是用草纸印钞，也只能认了，陛下不用草纸，用棉纺蕉麻纸，就是圣恩浩荡！

黄金宝钞，是陛下用自己的信誉给朝廷担保，借天下万民的债。

这个基本事实存在，陛下就付出了自己的信誉在想方设法的盘活大明的经济，解决钱荒问题，这就是圣恩浩荡的根本逻辑。

私票之所以能流通，是因为广州府人们相信这些私票可以换成糖和烟草；

黄金宝钞之所以能够流通，是因为陛下的信誉有口皆碑，连李太后的家人破坏宝钞大计，陛下都下了重手惩治。

陛下肩负日月、身系江山，愿意站出来做这个擎天柱，这已经是明君圣主了，数一数历史上四百位皇帝，有这种责任和担当的，能有几个？

所有势要豪右、富商巨贾都清楚的知道，陛下完全不必做这些，就像他们从来不想承担任何社会责任一样。

这些肉食者们，其实很佩服一件事，这么久了，大明皇帝居然还没有被权力彻底异化，这份毅力，有些过于恐怖了。

钱荒的危害，远大于有序的物价增长、通货膨胀，这也算是万历维新大思辨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