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立的一年中，在与傅作义的较量中处处败北，中央政府又“管不住封疆大吏”的处境下，蒙政会步履艰难，一事无成。如果仅仅是这样，德王只会继续在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夹缝当中谋求政治权力。在他日后被迫与日本合作后，屡次向要难逃，并对蒋介石表白“内蒙古是寻找蒙古民族自治的路，不是勾结日本反对中国”，便可说明这一点。

而这时，一股比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更强大也更危险的力量逼近了西蒙，那便是侵华日军。

在德王和傅作义矛盾激化的时候。

华北被日本人被占领，日军西进已成定局。

这时候的德王仍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挡住日本入侵，让自己的自治运动在中国的框架内得以实现。

可是，国民政府对于蒙古地区的安危并不放在心上。

蒙政会副委员长索特那木拉布丹对日本西进很担心，曾多次派人给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过日本人在西蒙地区设电台、特务机关等活动情况。

但得到的只是“尽力拖延日本的行动”

的空洞的指示。

1935年1月，何应钦以军政部部长身份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上作报告，比较中国和日本两国实力，得出的结论是“与日本立即战争，惟有失败一途”

，“华北不能保，更谈不上蒙疆”

。

在这样局势下，西蒙地区被日本占领只剩时间问题了。

西蒙该何去何从？

德王找同僚研究怎样度过难关时，众人认为：“蒙古人为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以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苏联合作”

，并提出要走三条路：日本、蒙古国、苏联三者中选择。

德王当即表态：“走日本路线太危险，日本有领土野心，我们有被吞并的可能；外蒙古赤化后对王公喇嘛的排挤，我们已经由迪鲁瓦格根和从外蒙古逃亡出来的人们中听得太多了。

苏联是控制外蒙古的，外蒙古的一切无不听命于苏联，步外蒙古的后尘实在危险的很。”

国民政府已经要放弃西蒙了，凭借蒙政会和各旗王公武装力量也不可能阻挡日军西进。德王意识到，如果不与日本“联合”，则不是为伪满管辖，就后来的汪精卫管辖的省或县，内蒙古人民的遭遇恐怕更为可悲，与日本以“自治”形式“联合”虽然是饮鸩止渴，在当时的局势下可以说唯一的办法。再加上蒙政会成立以来，发生的韩凤林被杀、与傅作义的斗争失败等等遭遇，终于使德王决心倒向日本一方。

德王之“联日”，可说是无政府弃地之后的无奈之举，但也存在着希望能够在日本人帮助下，实现在自己“自治”或“独立”的侥幸心理。

1935年冬德王开始了他的联日行动。

而这对于日本方面也是求之不得的结果。

1936年初便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

。

德王的初衷是借助于既成事实的日本势力建立“蒙古自治邦”

或“独立的蒙古国”

；日本军利用德王是为了扩大和加快侵略中国步伐。

蒙古军司令部成立后不久，日本派驻德王处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鼓动德王：“为了**立必须把傅作义从绥远赶走”

。

但德王此时还不想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虽然田中隆吉多次鼓动，德王以“军队组建不久，训练较差”

为由推拖出兵。

田中隆吉无奈，只好另组织汉人部队，从河北、察哈尔省召集土匪、杂兵，组成三四千人的乌合之众交由王道一指挥，为了急于成功，迫不及待把这部队投入绥东前线，攻击红格尔图，遭到惨败。

紧接着又组织了王英的“大汉义军”

。

王英是河套地区最有势力的恶霸大地主。

傅作义主绥后与他产生利益冲突，被赶出河套，跑到天津租界观望等待。

经过日本在天津的特务人员的鼓动，他出面招兵买马，组织了“大汉义军”

。

田中隆吉组成“大汉义军”后，要求“蒙古军作第二线布置，否则赶走傅作义就要让王英入主绥远”的胁迫下，德王只好答应出兵。结果全面失败，傅作义成了全国景仰的抗日英雄。

七七事变后德王入主绥远，建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

1939年9月1日，日本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和“察南自治政府”

、“晋北自治政府”

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

虽然从地域上看比原来扩大了，但却引起德王的不满和反对。

因为，德王从政开始时，就把蒙古民族的自治自主当做自己追求的目标。

现在日本人把亲自扶持成立的三个自治政府合并为一个较大行政区域，统一管理，控制财源，搜刮战略物资，为侵略中国战争服务。

德王拟就了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

的公文，提出：“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蒙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古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

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

……‘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自治’是我们蒙古民族当前的两大目标‘等理由，以蒙文作为主件，日文作为附件，总总共制成六份，分别寄往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等日本上层机关，表示抗议。

但这些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1939年4月末，德王被日本军部邀请到张家口“商量要事”

，到达后日军方宣布“现在就举行任命仪式”

，任命德王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总务委员长”

。

对于这样连推选形式都没有搞，把中国行政要员直接由日本军部任命的作法，更使德王感到自己被欺骗、玩弄了。

随着平绥铁路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发、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经营，实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

的侵略政策，把内蒙古做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

德王对于日本人的幻想彻底破灭，知道再也“合作”

不下去了，但又无能力挽回这种已经形成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日本方面的“蒙疆”

事宜不过问、不争执，采取任他们干的消极态度，与李守信等人联络，准备出走。

德王受其历史环境、自身经历、思想所决定，仍想回归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因而，他们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

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建立了关系。

为了稳妥安全，他们计划从边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再取道苏联转赴重庆。

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决定后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打来密电称：“佛君（德王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

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

。

后来又送来蒋介石任命德王和李守信的任命状。

德王再次提出，自己从张家口到呼和浩特，再到包头，又渡黄河，容易惹人注意和发觉，请准取道北路赴渝。

蒋介石仍不同意，转来复电指示：“取北路南来，绝不相宜。

……如果无道路可寻，希无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

。

蒋介石的“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的命令，对于德王来说，皆知是无稽之谈。这时蒙古地区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德王根本是没有“以待将来”的可能。

1940年春，德王以慰问五原前线军队为名，准备逃出，但未走成。

不久，日本特务机关偷听和搜查出与重庆联络的电台，呼和浩特警察局长刘建华等人逃走，牵连到好几人被捕。

在这种情况下德王和李守信只好亲往日本军部自首承认。

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问德王：“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

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

德王回答：“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立建国。

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立”

。

他的这番交代正与主要联络人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

当时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中找不到代替德王当傀儡的影响人物，因此日本军方没有深究撤换德王，只是警告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苏联和外蒙联络，那一定要从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