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封简短回复，往往是一套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或一个关键的跨部门连接。

他是控制一切的独裁者，更是一个高效的催化剂。

蜂王无需为每只工蜂选择花朵，他只确保工蜂拥有最好的工具和最少的阻碍。

阿波罗科技的工程师被赋予极高的自主权来执行任务和做日常决策。

教授很少干预这些日常工作。

教授只亲自介入那2%的、对整个集团目标具有指数级影响的关键瓶颈。

这2%的决策，往往是最关键的，类似改变火箭设计核心思路。

像我们为什么要和SpaceX一样做星舰这样的大型火箭？我们为什么不能深挖导航系统，利用月球资源，在月球上建造大型的电磁发射轨道?

教授决定这些方向性的工作，决定数十亿、数百亿rmb的资源分配，干预每个核心节点的工作进程，给每个工程师恰到好处的指点。”

“所以，尤里，”扎克总结道：“他不是在管理十万个个体的时间。

他通过一套超级系统，将99%的问题自动化解决或授权解决，然后用他超越人类的智慧，在最关键的1%的时间点上，给予最精确、最有力的推动。

这点我们做不到，这个地球上任何一家其他的企业或者机构都做不到。

贝索斯要是知道如此详细的细节，一定会后悔当年为什么没有花几亿美元把教授留下。”

尤里听得很认真，也在思考，他没有完全相信扎克所说的话，因为对方也说了，这是他用拼图拼凑出来的真相，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真相。

另外他还注意到，对方提到的例子都是阿美莉卡的巨头，阿美莉卡的创业者，光是从用词就能看出，对方和阿美莉卡之间的关联。

“扎克，你说的很不可思议，很神奇，我很难想象人能做到这点。

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尤里沉默片刻后，反问道。 扎克思索后说道：“你是指惰性？”

扎克的回答让尤里高看了对方一眼，他点了点头：“没错，就是惰性。

你想想看，如果教授真的如你所说，会指导每一位工程师的工作，为他们答疑解惑，告诉他们方向，那么势必然会导致惰性的出现，每一位工程师都拖到教授来教我怎么解决不就好了？

这会极大程度降低他们的主动性。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航天领域的研发，可不像蜜蜂采蜜那么单一又枯燥。”

扎克回答道：“当然，我当然问过我认识的工程师们。

实际情况是，没人愿意收到教授的指导。

教授的指导不是免费或无限的。

阿波罗科技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三步自救原则：

在被教授发现你的进度落后于预期前，工程师必须在你的工作流程中明确列出他们已经尝试过的至少三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或思路。

如果教授从系统只收到一封只包含问题而没有尝试的推送，他的回复通常是极具破坏性的，有时会直接附上他用基本原理推导出的、你本该想到的简单答案去质疑工程师的价值。

问对问题是生存技能。

在阿波罗科技，人们很快明白，向教授提问，不是为了寻求答案，而是为了验证你自己的答案。

你必须把你的研究做得极其深入，确保你问的是一个值得浪费他时间的、涉及跨学科或基本物理极限的问题。

教授会判断你是惰性还是真遇到难题。

惰性会被严厉打击，而真正有价值的提问会得到资源和支持。

你提到拖到教授来教。

问题是，教授关注的是整个项目的迭代速度。

如果一个工程师因为等待教授的回复而拖延，他们不仅耽误了自己的工作，更会成为系统中被标记的关键路径阻塞点。

如果教授回复工程师你自己解决，而这位工程师又花了数天时间才解决，那么在这个系统里，你会被打上缺乏能力的标签。

在阿波罗科技，能力不足是比失败更严重的罪行。

失败是允许的，但拖延和惰性是能力不足的体现，这会导致你被迅速边缘化，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两次，这位工程师就会被边缘化到无关紧要的部门，并且很快就会自己无法接受而离职。

尤里，你说的没错，航天领域的研发确实复杂，但阿波罗科技恰恰是把这种复杂性，用比SpaceX更严苛的问责制的方式，分解给了个体。

教授就像一个过滤器，他只对原子弹级别的工程问题投入注意力。”

尤里若有所思道：“所以，那里的工程师不会拖延，他们会拼命工作，确保当他们不得不向蜂王发送求助信号时，那是一份高质量的、值得解决的难题，而不是一份暴露自己惰性的白卷？”

扎克点头道：“你总结的很好。”

一直到一周以后，尤里才在阿波罗科技见到了那位被扎克誉为超级大脑的人类-伦道夫·林。

对方走进来之后，他能明显感觉到整个会议室的气场都变得压抑起来，原本还在讨论工程问题的工程师们都不由自主放慢了速度，就好像说快了会被找出问题。

而在这过去一周时间里，和阿波罗科技的工程师打过几次交道后，他也见识到了这里的风格。

如果让尤里来总结，那就是：“永远都是人找事，而不是等着事找人。”

以及从他观察到的现象来看，确实没能找出和扎克拼图矛盾的地方。

“尤里同志，我们已经研究了你的疑问清单，主要是关于KORD系统的数字映射和NK-33发动机的推力调节接口。”

会议室里工程师的发言，经过了人工智能设备进行翻译，翻译成俄语后再由耳麦传递到尤里的耳朵里。

尤里直接切入核心：“我们最关心的是分布式控制网络的实时性。

最重要的是30台发动机在点火阶段产生的耦合振动，对控制器的计算要求是毫秒级的，我们要如何保证总线延迟和数据完整性？是用理论可行的方案，还是根据现在技术重新设计方案？”

“我们计划使用定制芯片作为核心处理器，单独设计冗余光纤数据总线”

林燃在会议室只呆了半个小时，问了几个关键的问题后便离开了会议室：“我想你们干的不错，就按照这个进度推进，请记住，我们的俄国朋友们希望能在今年年底看到N1火箭将他们的宇航员送上月球。

也就是说，你们最多只有两个月时间，要将N-1火箭完成所有的设计并且交付给工厂那边，在今年7月至少要进行地面点火测试，9月进行第一次正式的发射。

时间紧张，不过我相信大家的能力。”

林燃说完后起身离开，尤里和华国的工程师们继续讨论技术上的细节。

晚上回到住处的尤里有些颓然，“喂扎克吗？出来喝一杯吗？”

等扎克赶到大华夜巷一家颇有格调的酒吧时，尤里面前的桌子上已经摆满酒杯了，不过还好，空的只有两个而已。

“怎么了？”扎克笑道。

尤里叹气道：“我以为我是独一无二的，好吧，我就算不是独一无二的，我在莫斯科也算得上是最好的那批工程师。

但我在这里，才短短一周，我周围就充满了拥有成为最好工程师潜力的年轻人。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前天晚上十点的时候，一位和我讨论的华国工程师发WeChat问我，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想和我讨论一下，问我介不介意打个视频电话。

我们讨论了足足半个小时围绕着NK33发动机节流阀的推力调节接口的涡轮特性曲线。

他操着磕磕绊绊的俄语，主要靠公式和图像。

我当时还在心想，华国工程师真拼啊，晚上十点还在工作。

打完这个视频电话之后我就睡了，他在两点钟的时候又给我发了个消息：格里戈里耶维奇先生，睡了吗？

更糟糕的是，我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就看见他和没事人一样出现在了工位上。

阿波罗科技不是一个两个年轻人这样，我也不敢说所有年轻人都这样，但我敢肯定，大部分都这样。

哪怕不考虑教授超级大脑的存在，我很难想象，我们要怎么和华国竞争。

俄国航天局新进工程师们，会满足于自己一天的有效工作时长四个小时，他们觉得这已经很夸张了，丝毫没有冷战时期的奉献和牺牲精神。

我却在华国的一家商业航天机构里看到了这样的精神。

这实在太恐怖了。”

扎克端起酒杯，把鸡尾酒一饮而尽，然后看着尤里，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的眼神深邃，带着历经两个黄金时代兴衰的复杂。

“尤里先生，请冷静。

你所看到的，并不是新鲜事。

你看到的是时代洪流的力量，它比任何意识形态都更强大。”

扎克的声音带着记者的叙事感，把自己的思绪拉回了三十年前的北美大陆。

“你现在感受到的，正是我在九十年代，在加州硅谷的黄金时代所感受到的。

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记者，报道着航天新闻。

但当时阿美莉卡最热门的地方是硅谷，最火的杂志叫《连线》，最热门的新闻永远和互联网，和计算机有关。

航天？什么老掉牙的玩意，压根没人在意。

航天竞赛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在意的是互联网，是连接万物。

做航天杂志就像是被时代遗弃的孩子，只有我们这样的移民才会做的。

那时候的硅谷，就像你现在看到的宝山一样，充满着近乎病态的狂热。

那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睡在办公室的折迭床上，用咖啡因和对改变世界的狂热驱动着自己。

当然他们不是为了国家的荣耀，而是为了期权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