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国半导体发展的历程中，其高度集中的财阀制度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发展之初，韩国政府就提出“政府大财团”的经济发展模式，并牵头lg、现代等财阀成立韩国电子产业联盟，想要通过政策引导来利用巨头经济影响力。

虽然韩国半导体迅速发展，但在邻居日本霸主的地位面前还是有所不足。当1984三星完成64kdram研发时，日本已销售了四年之久。由此可见，日韩双方的技术代差从那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好在属于三星的dram产业上爆发点很快就到来了，随着日本dram产能过剩，日美爆发贸易冲突，全球dram价格暴跌。

在半导体贸易协定中，日本承诺缩减产能和出口以提振价格，但收效并不明显。在日本企业低价攻势之下，美国企业纷纷败走麦城，押宝dram的三星虽然这场价格波动中损失惨重，亏损3亿美金。

但是因为日本企业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一个市场的空档期出现了。

在美国反倾销管制下，再加上难以适应市场发展，日本半导体逐渐衰落。三星则是逆势而上，认定dram将会迎来爆发，不断增加投资并于1985年推出了1m容量的dram产品。

其后，三星逐步追上日美的研发步伐，并且在1992年制造出首个64mdram，再到后来因为收购了来自美日两国企业的技术，一举憨实了自己在半导体领域的基础。”

——

说到这，吴景秀顿了顿，接着低声说：“这是明面上，韩国在半导体产业上做出的努力。”

闻言，正在察看文件的林义抬起头，眼睛一亮：“明面上？

难道人家暗地里的线索也被你摸到了？”

一年前，吴景秀出发来日韩时，林义就和她关于韩国的半导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曾交换过想法，做过布署。

都认为韩国有一股暗地里的力量在日本挖人挖技术。只是这是属于商业间d的范畴了，保密级别肯定是非常高的，一般情况下是难以触摸到。

一年以来，这女人都没提过这方面的事情，现在却突然提起，那肯定是再这方面有了进展。

果不其然，只见吴景秀得意一笑，就说：“也是运气好，这多亏了汤上之隆，是他发现的。”

林义有些好奇，“汤上之隆是东芝公司的那个技术课长吗？”

女人摇了摇头，“不是。

这是我九个月前发展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在我心里，他比技术课长北原仓颉还要重要一些。”

原来那技术课长叫北原仓颉啊，以前这女人为了谨慎，从不在电话里提名字的。

心里这么想着，林义就问，“有这人档案吗？”

吴景秀从一摞文件中挑出一个文件夹，翻开摊在林义跟前，说：“这是他的档案。”

汤之上隆，男，曾任日立微细加工研究所所长，生于1960年。

1986年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原子核工学专业硕士毕业后，进入日立制作所。

在中央研究所、半导体事业部、设备开发中心、尔必达存储器、半导体尖端技术等部门，从事微细加工技术开发长达11年…

看完简历，林义问：“你是怎么捕捉他的。”

说到这，吴景秀就有点小骄傲了：

“他在日立公司的派系权利争端中站错队了，事后他所在派系遭到了对手的无情清算，汤之隆上也不例外。

这件事当时闹的很大，很多新闻媒体都有报道，看了报纸后，我就对他起了兴趣。

通过细致的调查一番后，发现他有个住院的母亲，这两件事加一起给了我们有乘之机…”

“那他是怎么发现那些商业鼹鼠的？”

“事情是这样的。”

说着，女人从源头开始讲：“汤上之隆1987年进入日立成为半导体技术人员，在尔必达经历了日本dram产业的最后尝试，他投身半导体产业研究。

根据他自身的研究经历，他怀疑富士通有一些日本人在帮三星做事。”

林义也是有些惊奇，“难道他在早期就开始怀疑了？”

“对，他搞研究的需要经常加班，有几次不小心发现了同事的形迹可疑。

当时他没做任何反应，只是悄悄留了个心眼。

后来他在前田和夫于1995年发表的半导体通俗著作中进一步发现了端倪。

在前田和夫于1995年发表的半导体通俗著作中，竟然有他在selete（由东芝、日立、nec等成立的半导体民间联盟）期间所写的内部保密材料。

并且，引用的未经公开发表的内容相隔时间极短。

而前田和夫与汤之上隆也素不相识。

由此汤之上隆怀疑，前田之所以能做到如此快捷全面的搜集关涉半导体的保密信息。

是因为前田与其他一些日本半导体人士一样，其中包括富士通的高管，都是三星在日本组织成立的顾问团的一员。

这个顾问团很有一些来头，并且在日本半导体界织就了一张神通广大的情报网。

后面他通过搜索媒体资料发现，三星dram大业的建立，和日本人有不少关系。

1983年，三星接受夏普的技术转让，建立了dram一厂，初步尝到了甜头。

但之后的二厂栽了跟头，因为成品率太差，建厂失败。

到了三厂，三星花高价组建了一个由日本专家组成的顾问团，好“让钱发挥作用”。

90年代，三星还承接了nec派过来的dram订单，学到了nec先进的量产方法。

日韩半导体界的“交流”由此十分频繁。

他曾经听到过一个传言，在八九十年代周末由日本飞往首尔的班机中，坐满了日本的半导体工程师。

汤之上隆猜测，一些灰色、甚至是hei色的情报交易，由日本的顾问团在中间暗箱撮合。”

林义喝了口茶，此时的兴趣也是大起，问：“顾问团在中间真的有暗箱操作吗？”

吴景秀咯咯一笑，就说：“你猜。”

这一刻，林义感觉这女人又回到了国内的那种我行我素的性子，活力满满。

于是笑笑说，“应该有暗箱操作，而且按你的性子，肯定会见缝插针，估计还从其中捞到了不少的吧。

我猜的对不对？”

吴景秀点点头，很是满足自己的骚操作，得意说：“我们费了一番功夫，把前田给攻克了。

一条最新情报的标价，标价60—100万日元之间。具体价格视情报价值而定。”

“三星对于日本半导体企业的最新情报，尤其热衷。

根据前田昨天传来的消息：日立的1gb规格dram正处于研发阶段，便听说了试制样品落到了三星手里，而日立不过试制了十几个样品。”

瞅着林义看过来的眼神，吴景秀笑着拉开了一个抽屉，然后从密密麻麻的封装带中找出一个。

摊在他跟前就说：“我们也得了一个。”

拿在手里细细端详了会，根本看不出什么门堂，于是装模作样一番后就问：“这个花了多少？”

“100万日元。”

林义没搭话，心里却在想，这东西要真的是1gb规格dram样品，那一点也不贵，花的非常值。

接下来，吴景秀又把文件上的资料口头诠释了一遍：

“日本顾问团只是三星庞大情报网的冰山一角。

除了这种或灰或黑的情报交易。三星尤为注重市场调研，并网络相当数量的全球优秀人才以洞察市场先机。

三星与日本半导体企业市场调研人员的体量，相差有数十倍之巨。日常的数据统计，并非这些市场调研人员的首要工作。他们的主要职责，在于感知并准确预测市场需求。

比如，一个市场调研专员被派到中国来，他要在中国住上一到两年，学会讲普通话、吃中国饭、了解中国人的喜好，做完了这些功课，再确定三星应该给中国人生产何种dram产品。

要做到精准的需求预测，离不开天生的直觉，这种市场嗅觉无法经后天的教育培训得来。

因此，即便是三星董事级别的高管，每年都需要不设顶薪，为公司物色一名这样的人才。

在他们看来，一个市场决策，可能直接决定了今后的资本开支计划，钱一花出去，就找不回来了。

而在这些顶级人才进入公司后，迎接他们的是更残酷的竞争。一个惯例是，如果40岁还未当上部长，就必须从公司滚蛋。

这激烈的内部竞争，让身居高位之人都不可丝毫懈怠。

与之不同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半导体企业内，各部门之间有一条鄙视链：研发、量产、市场，这种分工高下就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观念之根深蒂固，很难动摇。

如果一个研发人员被调到了市场部门，那他一定认为自己没前途，要完蛋了。

除去分工高下之别，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人员在走向高位之后，便逐渐远离一线车间，不再了解最先进的技术，有如隐士一般。

这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每个职能口，实际上都被能力不逮之人所占据，有能力的普通职员，早早的就不干技术活儿了，当了领导，却又离市场太远，这便不能履行他在公司的领导职能。

目前分工如此割裂，我认为将来日韩半导体企业之差距，会越拉越大。

在三星以其严密庞大的情报网偷师日本老师之技术产品、以优秀的市场调研团队把握电脑行业之变化、以廉价生产技术提供的dram冲击市场之际。

可以预见，日本半导体企业如果再不变通，将会迎来滑铁卢，节节败退。”

听她报告完，林义没第一时间出声，而是认认真真、极有耐心的把所有文件资料都查看一遍才松弛下来。

闭上眼睛，靠着座椅，林义的内心此时有些不平静。

当初之所以能一而再、再二三的容忍吴景秀的“我行我素”。除了自己当时的实力弱小、人才极度缺乏外。

其实也未尝不是看中了她这种“无所畏惧”的性格。

因为在这个年头，以林义的经验来看，有个“刺头”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