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华亭何良俊亦以岁贡入国学。

当路知其名，用蔡羽例，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

良俊，字元朗。

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与弟良傅并负俊才。

良傅举进士，官南京礼部郎中，而良俊犹滞场屋，与上海张之象，同里徐献忠、董宜阳友善，并有声。

及官南京，赵贞吉、王维桢相继掌院事，与相得甚欢。

良俊居久之，慨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

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

遂移疾归。

海上中倭，复居金陵者数年，更买宅居吴阊。

年七十始返故里。

另外，《明史》中如唐寅传、祝允明传等都与《列朝诗集小传》有言辞吻合之处。这不仅体现了钱谦益的史学价值，更体现了他的史学影响。

第二，有关明史疑案遵从钱谦益的论断

明初史事疑案甚多。

这不仅是明代各史家关注的焦点，更是清修《明史》诸史臣考辨的重点。

靖难之后，建文帝逊国与否是当时史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

王世贞认为建文逊国说不可信，“大抵建文出亡与否不可知”

，体现了存疑的精神。

但此后伪史杂出，不少附会建文逊国故事的记载流布民间。

其中以《致身录》和《从亡笔记》影响最大，以至于像谈迁这样以严谨著称的史家都信以为真。

钱谦益于崇祯年间作了《考》及《书考后》两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考证出二书乃是伪书。

曾任清修《明史》馆总裁的王鸿绪说：

逊国诸书大率附会而《致身录》最后出，汇诸说而缘饰之，遂为好事者所称道。崇祯中，南京给事中欧阳调律上其书。学士钱谦益据吴宽所撰《彬墓表》作《致身录考》，指出其必无者十，固已无遗议矣。《明史例案》卷3《王云横史例议下》

看来，钱谦益的考证成果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在此基础上，钱谦益进一步指出：

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错出，莫可辨证……正史既不可得而见矣，后之君子，有志于史事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无好奇撺异而遗误万世之信史，则可也。

可见，钱谦益对建文逊国与否也是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态度。但是，钱谦益在其晚年所著的《列朝诗集小传》中又有“帝(建文)逊位后入蜀，往来滇、黔间，尝赋诗一章，士庶至今传诵”的说法。是不是钱谦益晚年改变立场，而持建文逊国说了呢？在为赵士喆《建文年谱》作的序文中，钱谦益表示:“信固当传，疑亦可恤。过而存之，不忍废也。”由此可知，钱谦益晚年虽较倾向于建文逊国说，但因没有史料支撑，不过是“过而存之”罢了。

清修明史时，又为此事争论不休。徐嘉炎力主建文逊国说，而朱彝尊和万斯同认为逊国说不足信，王鸿绪《明史稿》则持建文*说(李晋华在《明史纂修考》中有详细论述)。最后乾隆四年（1740）定稿的《明史》则兼顾诸说，改为：

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明史》卷4《恭愍帝纪》）

由于缺乏可考史料的支撑，《明史》最终体现了钱谦益“信固当传，疑亦可恤”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