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

后世遂沿用之。

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威中国，刑以威四夷。”

《礼记?

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在《诗经》中，则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之句，《毛传》解曰：“中国，京师也。

四方，诸夏也。”

因此，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中国”

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言。

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

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

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

至于“华”

之用，当见于春秋之时，如《左传?

定公十年》：“夷不乱华。”

而“华夏”

之说，按照章太炎的解释，谓“华”

取自华山；“夏”

取自夏水。

在《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写道：“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

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与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

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

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据《世本》，西城为汉中郡属县），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

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

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

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

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

‘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

世称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之遗言矣。

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

’或言远因大夏，此亦昆仑、华国同类。

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

……‘夏’本族名，非都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

……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

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

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

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

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也。”

章氏之言，“华”为国名，“夏”为族名，与“汉”字之名，三义互通。因此，“华夏”连称，就是对民族主义最好的解释，就可以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就不适当”之说做出最有力的证明。而“中华”之称，既具庄严肃穆之状，又与“中华帝国”文脉相承，因此，“中华民国”就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

在解释为何使用“中华民国”这个称呼为“国号”方面，孙中山看重的是为何要用“民国”而非“共和国”，是侧重于其革命性和民主性；而章太炎看重的是“中华”二字的文化渊源，是为新生的共和国寻求文化和传统意义上的支撑，显示其合法性和正统性。

尽管如此，但中国学界并不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解释，儒学大师柳诒徵就认为，“中国”

一词，乃文明之国之义，非仅指方位、界域和种族。

“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止霄壤乎！”

为柳诒徵此以《公羊传?

隐公七年》中有关文字为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

中国者，礼义之国也。”

韩愈在《原道》也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之所以称为“中国”

，柳诒徵的解释是，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

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

如《论语》：“尧曰：‘咨！

尔舜！

允执厥中。

’舜亦以命禹。”

《礼记?

中庸》：“舜其大知也欤！

择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

柳诒徵认为：“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

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

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乡原，不容有主持极端之人，或力求偏胜之事，亦以此也。

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

推原其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

然中无一定之界域，故无时无地，仍不能免于偏执。

惟其所执，恒不取其趋于极端耳。”

柳诒徵的说法强调“中国”

之“中”

不仅指地域处于世界之中，而且指先祖行事之取“中庸”

而非偏激之意，则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历代帝王都不能不用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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