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陆游：《南唐书》卷13，《列传第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

）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改制，在复井田之法过程中，出现了强行买田者归还土地、制止土地买卖等一系列现象，在土地私有制业已深化和稳固、土地买卖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早已成为一种正常现象的情况下，这种逆历史发展潮流而动的做法，体现了封建政权与地主之间争夺土地和人口的斗争。

潘佑抑制兼并，令买者归还土地，首先是触犯了官僚地主的利益，因而遭到以“大臣与握兵者”

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团的激烈*与反对，“为众所排”

。

[元]脱脱：《宋史》卷478，《南唐世家》，中华书局,1974年版。

在土地买卖、土地兼并中获得最大利益和起着主导作用的正是这些官僚地主。

“由是群情纷纷，以为坏法殃民者皆由平使。

乃先取平下大理，使收（潘）佑。

佑自刭，平缢于狱。”

[宋]陆游：《南唐书》卷13，《列传第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

这一事件反映出，南唐时期土地买卖十分频繁，以致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到后主时已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需要理解的是，这件事本质上仍然反映了李煜的改革愿望，李煜是想通过重新调整土地、户口关系以扩大赋税来源，只是南唐的经济已经江河日下，企图重组经济关系以缓解国难，再高明的经济学家恐怕也难以改变。

作者：格羅索2009-4-506:29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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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后主是个有为之君，惜乎时不我予，乃至身死国亡

（三）货币政策南唐后期通货膨胀，钱荒严重，原因除了铜荒，大户人家大量窖藏铜钱也是重要因素。

为使货币流通良性循环，李煜铸铁钱，民间就纷纷藏匿铜钱，商人们用十枚铢钱换一铜钱，出现劣币驱逐好币的现象。

此事记载在陆游的《南唐书》中：“干德二年春三月，行铁钱，每十钱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其后铜钱遂废，民间止用铁钱。

末年，铜钱一直铁钱十。

比国亡，诸郡所积铜钱六十七万缗。”

[宋]陆游：《南唐书》卷3，《后主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

在有关南唐的史料中，正面记载李煜经济上成就的内容不多，但很多侧面却也反映了李煜的治绩。

譬如在手工业方面，南唐的纺织业、印染业、制茶、造纸、晒盐、金银陶瓷、文具制造等，均有突出成就。不仅产量高，而且工艺精细，涌现出许多名产上品。如：澄心堂纸，龙尾砚，李廷珪墨等等，各具特色，为世人所喜爱。大都在李煜时期形成品牌效应。

虽然战争还存在，但经济来往却始终还是存在的，其它国如此，南唐更如此，南唐出产茶叶、丝绸、瓷器这些都是我国传统的出国商品，对海外商人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李煜次子仲宣年仅四岁时，“一日戏佛像前，有大琉璃为猫触坠地，划然作声，仲宣因惊得疾，竟卒”

。

[宋]陆游：《南唐书》卷16，《后妃诸王传·:仲宣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

这种大宝珠，或称琉璃灯，就有可能是来自海外的玻璃制品。

由此可见，南唐人日常生活，特别是宫廷显贵的生活与正常的海外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

北宋发兵进攻时，南唐能够抵抗一年多，就说明南唐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国家还是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如果李煜不是励精图治，尽量发展南唐经济，南唐就不会只抵抗一年就落个国亡君被俘的惨痛结局。此外，宋初江淮漕运额骤增至每年400万石，比唐代最高年额增加近一倍，比唐代后期增加近十倍。说明李煜管理下的江淮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南唐农业丰收而兵食有余，对宋代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应当指出，李煜处于南唐最困难的时期，许多历史记载反映了赋税加重、社会凋敝的事实，过分拔高李煜在经济上的所为，显然是不客观也是不正确的。

（四）拒宋层面：行抵抗之实

说到李煜面对北宋的军事进攻时，几乎是众口一辞地说他困守金陵束手无策，兵临城下还全然不知，城破之时尚在听僧人讲经，终至肉袒出降，其情景与隋灭陈之日陈后主坐以待毙惊人相似。

对此，我们赞同许春在先生在《为李后主一辩》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2年3月第18卷，第1期，第58-63页。一文中从两个方面所作的反驳：

首先，从战略上看。

《续资治通鉴》说:“初,陈乔、张洎为江南国主谋,请所在坚壁以老宋师。

宋师入其境,国主弗忧也”

。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这表明李煜是以坚壁固守城池来拖垮长途奔袭的宋军作为这场战争的指导思想的。

这从当时宋与南唐的兵力强弱悬殊来看，既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唯一可行的策略。

因为对宋军来说利在速决，对南唐来说则是利在持久。

既然无法阻止宋军渡江南下，.

又无实力全而防御与之捉对抗衡，因而采取“坚壁以老宋师”

的谋略是正确的也是取得了一定实效的。

正是李煜有了这样的总体谋划并有所布置，所以宋军入境时他并不惊慌失措，这与“事先全不知道”

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更不能因为南唐未曾大规模出击就论定它一点抵抗也没有。

应该承认，固守也是抵抗，而且是弱者的有效抵抗手段。

作者：格羅索2009-4-506:29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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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后主是个有为之君，惜乎时不我予，乃至身死国亡

其次，从战争过程看。

宋军于开宝七年(974)冬十月正式出兵，直到开宝八年(975)冬十一月二十七日攻破金陵迫李煜投降，前后历时一年有余。

这与当年隋军仅用三个月就攻破建康俘获陈后主的灭陈之战相去甚远，而且宋军初期进展甚速，曹彬等于开宝七年十月乙亥“自蕲阳(今湖北蕲春)过江，破峡口寨”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34天后的闰十月己酉就攻入池州，接着下当涂，占采石，到十二月就己进兵到金陵的近郊白鹭洲。

然而，宋军屯兵金陵城下达一年之久，这表明战场形势曾有过逆转，至少是有过相持不下反复拉锯的情形。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开宝七年十二月，“己酉，曹彬败江南军于白鹭洲。”

开宝八年二月“癸丑，曹彬等败江南兵于白鹭洲”

。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从十二月的己酉到次年二月的癸丑，中间相隔64天，曹彬等在白鹭洲先后两次击败南唐兵，这表明即使不是白鹭洲曾经易手，至少也是南唐兵曾经发动过反攻。

类似的情形还有池州之战和武昌之战。

关于两次池州之战的记载:开宝七年闰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

；到相隔86天的开宝“八年春正月丙子，权知池州樊若水败江南兵四千人于州界”

。

两次武昌(今湖北鄂城)之战的记载:开宝八年正月“辛己，(黄州刺史王)明遣兵马都监武守谦等渡江，败江南兵于武昌，拔樊山寨”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到相隔四个月的五月“丁酉，王明破江南兵于武昌”

。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史书里之所以看不到宋军所占之地被南唐夺回的记载，是因为记述北宋灭南唐的原始史料大多出自宋人之手，不管作者的真实想法如何，都难免要为北宋统治者夸胜讳败，因而史料呈现的便是同一地点的重复占领。

为了避免后人误解，作者不仅把年月日排比得清清楚楚，而且行文用词也尽量予以区别来提醒读者。

至于明确记载南唐反攻的则是采石矶浮桥争夺战:开宝八年正月，“江南兵水陆十余万，背城而阵。

时舟楫未具，潘美率所部先济，大兵随之，江南兵大败。

江南复出兵将沂(溯)流夺采石浮梁，美旋击破之。”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此外，南唐方而还在鄂州(今湖北武汉)、溧水(今南京溧水)、袁州(今江西宜春)、宣州(今安徽宣城)等地以及长江中与宋军作战。

正是这些地方的反复争战，牵制了宋军的力量，导致久围金陵而不能下，甚至使赵匡胤产生动摇打算撤军休整。

《续资治通鉴》卷八开宝八年秋七月辛未朔条说:“时金陵未拔，帝以南土卑湿，秋暑军多疫，议令曹彬等退屯广陵(今江苏扬州)，体士马，为后图。

(卢)多逊争不能得。”

后来此议未行，则是因为当时任左司员外郎权知扬州的侯涉因受贿不法为部下所讼，他向参加政事卢多逊求助，卢多逊也就利用他“教令上急变，言江南事，陟时被病，帝令皇城李掖入见，即大言江南平在旦夕，陛下奈何欲罢兵?

愿急取之。

臣若误陛下，愿夷三族。

帝屏左右，召升殿问状，遽寝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