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政府擁有一筆鉅額預算資金，用以收買美有影響力的媒體人，在美的主流報紙和電視臺做出有利於日方的宣傳，以及製作印有親日的手冊和傳單等等。
在金陵大屠殺期間，日方就是利用這一套，來掩蓋事實的真相。他們沒有想著如何整頓軍隊的紀律，而是想盡一切辦法，花更多的錢和資源，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宣傳攻勢，企圖在某種程度上掩蓋這場世界歷史上最血腥的大屠殺。
在面對中華國內的輿論時候，日軍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稱金陵城內一切安好。
同時，日本新聞機構同盟通訊社報道，金陵城居民已經開始陸陸續續的返回家中，城內一切正常。
親眼目睹日軍在金陵城內犯下滔天罪行的羅伯特·威爾遜醫生寫道：“如果這就是有關禁令的全部報道的話，當真實情況得以披露後，必將引起軒然大波。”
接下來，日本天皇方面批准了為日本遊客精心安排的金陵之旅。
同盟通訊社的報道發表後，一艘滿載日本觀光客的商船從滬上抵達金陵。
喬治·菲奇在日記中記錄了這次觀光：“他們被人小心翼翼地引領著，穿過少數幾條剛剛清理掉屍體的街道，優雅地把糖果分給中國兒童，甚至還拍拍這些驚魂未定的孩子的頭。”
一些婦女陪同日本的商務代表遊覽了金陵。
菲奇注意到，這些婦女看起來極度自滿，同時也為日本的勝利感到歡心和鼓舞，不過他們對於金陵城內所發生的情況一無所知。
就在距離他們觀光的街道，也就幾百米的距離，一條街道上堆滿了層層累積、扭曲做一團的屍體，甚至更多的屍體是殘破的。
在1938年1月，日本的新聞記者來拍攝金陵的相關畫面，以便在日本及世界其他國家發行。
元旦前夜，日本大使館召集各個難民營的中國管理人員開會，告訴他們，第二天要在城裡舉行‘自發的’慶祝活動，他們勒令參加慶祝活動的中國人，製作數以千計的日本國旗，並帶上街遊行，藉以展示金陵居民歡呼雀躍迎接日本軍隊的畫面，並拍攝成影像。
日本攝影師還在金陵拍攝了中國兒童接受日本軍醫救治、以及從日本士兵手中接過糖果的鏡頭。
殊不知，日軍在進攻淞滬和金陵的時候，他們的野戰醫院，連自己的人都救治不過來。、
至於那些擺拍的鏡頭，孩童的臉上寫滿了恐懼，即便是笑容，也顯得無比僵硬和怪異。
劉易斯給朋友的信中寫道：“如果沒有照相機在場，這種場景根本不可能出現。”
日本虛假宣傳最無恥的案例是，1938年1月8日，刊登在由日本人控制的滬上《新生報》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標題為“金陵氣氛和諧，形勢進展喜人。”
聲稱皇軍進城以後，把刀劍入鞘，伸出仁愛之手，檢查和治癒病人，為飢餓者送上食物，為生病者提供醫療服務。
“男女老少紛紛向皇軍跪拜，以表達敬仰之情......大批群眾圍攏著太陽旗和紅十字旗下的日本士兵，高呼‘萬歲’，表達著他們的感激之情......日本士兵和中國兒童相處融洽，正愉快的玩著溜滑梯。金陵成為舉世矚目的首善之地，到處洋溢著和平共處、安居樂業的氣息。”
面對華國內部的輿論，日本企圖以弄虛作假的方式掩蓋金陵大屠殺的真相。
這引發了一些傳教士的懷疑。
詹姆斯·麥卡倫在1938年1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現在，日本人正試圖詆譭我們在安全區所做的努力，他們恐嚇和威脅可憐的中國人，使他們拒絕相信我們的話......有些中國人甚至願意證明所有的劫掠、強姦和焚燒都是他們自己的同胞乾的，與日本人無關。有時候我覺得我們在同瘋子和白痴打交道，而令我驚訝的是，我們所有的外國人都經受住了這場磨難，活了下來。”
喬治·菲奇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看了幾份在淞滬發行的日本報紙和兩份《東京日日新聞》。這些報紙告訴人們：早在12月28日，金陵的商店就已迅速開業，恢復正常營業；日本人同留在金陵的外國人合作，共同賑濟貧苦的難民；在城裡打劫的中國人已經肅清；金陵已經恢復和平與秩序！如果不是因為整個事件的悲劇性，這些謊言簡直讓人忍俊不禁，這是在開戰以來，日本人一直想外界散佈的典型謊言。”
然而在喬治·菲奇所記錄的眾多日記中，《讀者文摘》只轉載了他的另一篇日記：
“1938年，東京的一家政府電臺向世界釋出了這條訊息，‘在金陵製造重大傷亡和財產損失的暴徒已被抓獲並處決，他們是蔣國府的部隊中胸懷不滿的中國士兵。現在一切已經恢復正常，日軍正在賑濟30萬難民。’”
劉易斯·史邁士在1938年3月8日，給妻子的信中，以半開玩笑的方式寫：“日本報紙最新訊息，他們已經發現了11名中國武裝強盜，他們是金陵城一切壞事的元兇！唉，如果他們每個人能在兩星期的時間裡，每天都日夜不停地強100-200名婦女，並攜帶報道稱的5萬美元逃逸，那這些中國人也未免太強悍了......”
日軍不僅僅利用報紙刊登。
他們甚至派遣飛機，向安全區內的難民投下不計其數的傳單。
上方寫著：“所有返回自己家中的中國良民都會得到食物和衣服。那些未被蔣國府軍隊的魔鬼所愚弄的中國人，日本願意做你們的好鄰居。”
這些傳單上不光光寫下這樣極具誘惑的標語，甚至還印有彩色圖畫：一名英俊的日本士兵，懷抱著一名中國兒童，孩子的母親跪拜在他的腳下，感謝他送來的幾袋大米。
傳單散佈的當天，就有數千名中國人離開難民營，返回已經成為一片廢墟的家中。
日軍不僅僅散佈虛假的傳單。
它們甚至還對安全區裡的難民宣稱，金陵城內所有戰事已經結束，街道肅清，和平迎接著他們。
利用謊言來哄騙安全區難民營裡的難民離開安全區。
而早在金陵城淪陷之後，日軍就用同樣的方式，哄騙安全區裡的難民，這些走出安全區的難民，很快遭到日軍的屠殺，婦女被日軍抓走，下場可見。
日軍還在自己曾經釀成慘劇的房屋外牆或附近張貼色彩鮮豔的海報，海報上畫著的內容，大都相同。
一名英俊的日本士兵，把一名中國小孩抱起來，同時把一桶大米遞給孩子和母親，把糖果和其他食品遞給孩子的父親。
海報的右上角寫著：“回到家鄉來！給你飯吃！信賴日本軍！可得救助！”
與此同時，日本還在金陵和滬上舉辦招待會和媒體活動，以此轉移人們對金陵大屠殺的注意，爭取給金陵城內計程車兵，處理屍體的時間。
1938年2月初，一名日軍將領曾邀請他國外交官代表出席日本大使館在金陵舉辦的茶話會，這位將領在茶話會上吹噓說，日本軍隊以紀律嚴明聞名於世，在日俄戰爭和九一八事變期間，軍隊沒有發生過一起違紀事件。
他說，即使日軍出於某種原因在金陵城內犯下暴行，那也只能是因為中國人在某些外國公民的煽動下，對日軍進行抵抗的結果。
這是在暗指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成員。
但奇怪的是，這位將領的話與其在同一場演講中的言論相互矛盾，他之前就曾承認，在向金陵挺進的途中，日軍曾因找不到任何吃的或可用的東西，而把憤怒發洩到中國人身上。
他國外交團並未被日本媒體的伎倆愚弄，他們對日本在金陵所犯下的罪行，並非一無所知。
這是一場輿論戰，日方的確取得了成功，有不少國內人士相信了日軍的報道，而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不明真相。
夏遠來自未來，對金陵城未來的走向相當清楚，哪怕是把這件事情公之於眾，也不能夠改變什麼。
他只能夠保留證據，在日後的戰後審判中，以期望讓中國人手中掌握更多的關鍵性證據。
同樣的。
在夏遠努力蒐集證據，打擊日軍的時候。
安全區裡的國際委員會成員們，也沒有停止行動。
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竭盡所能的對日本密集的宣傳攻勢進行反擊，在大屠殺最初的幾天時間裡，安全區負責人藉助一些外國記者的幫助，拍攝並採訪了許多受害者的影片，以及日軍屠殺的畫面，緊接著就遭到日本的驅逐，所拍攝的東西也被日本人收走。
此後，日本政府開始禁止其他國家的記者進入金陵。
如《芝加哥論壇報》的馬克思·科佩寧就曾被擋在金陵城外，不得進入金陵。
當日本人發現他們的行為不再受到世界媒體監督之後，日軍更加肆無忌憚的實行暴行。
但是，日本人還是小看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開展宣傳活動的能力。
安全區負責人的一大共同特點是，他們在文字表達方面都接受過出色的訓練，他們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語言善辨的作家和演說家。
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中不乏一些傳教士，曾在美國和歐洲最好的大學接受教育，成年後將其大部分歲月都獻給了佈道、撰寫文章和基督教的巡迴演講，國際委員會許多教授，還曾出版過自己的著作。
除此之外，作為一個團體，他們非常善於同媒體合作。
早在金陵淪陷之前，他們就透過金陵的電臺廣播發表演講，或在通俗報刊上撰寫有關中國的文章。
這些傳教士，還有一個讓日本人意想不到的目標，他們終其一生都在追求‘地獄’的真正含義，追求‘地獄’的真相。
當金陵淪陷之後，日軍在金陵城內大肆屠殺中國人，滿街屍體、血紅的場景，斷壁殘垣，與他們所想的地獄場景如出一轍。
他們窮其一生都在追求的東西，竟然在金陵實現。
他們用犀利的文字和充分的證據，描繪他們在金陵城內見識到的‘地獄’的場景，他們把關於地獄的描寫，生動的記錄在日記之中，還出現在他們寄給朋友、親人的信件，以及寄到上級的報告之中。
這些信件和報告經過多次複製和列印，經過媒體報道，在國外也掀起一陣波浪。
而這些內容，都是沒有任何署名的。、
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成員們相當清楚，如若是被日軍發現他們把金陵城內發生的事情，以信件的方式傳遞出去，勢必會遭到日軍的報復和驅逐，所以他們在寄給家中的信件以及報告上，都懇請收件人不要透露他們的名字和資訊。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馬吉牧師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請勿務必謹慎處理這封信，一旦將它發表，我們可能會被驅除出金陵，這對金陵的中國人來說，將會是一場災難。”
安全區之所以能夠維持正常運轉，基本都是依靠著這些國際委員會成員的身份，日本人忌憚他們的身份，加上其他國家的間接干預，這個安全區才存在。
不敢想象，如果這些人被日本人驅逐，那麼安全區裡的中國難民將會遭到何種的對待。
怕是會像遭到屠殺的金陵城平民一樣。
日軍的嚴防死守固然有用，終究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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