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五年九月末，吏部尚書譚綸任內病故，年五十八。譚綸自幼飽覽詩書，思維敏銳，智力過人，性格沉穩。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在臺州知府任內練兵抵禦倭寇，三戰三捷，大振軍威。
後來帶領劉顯、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將，屢敗倭寇。先後提督兩廣軍務、巡撫陝西、總督薊遼，任兵部尚書。
譚綸是繼胡宗憲之後朝廷最為知兵的文臣，可謂矯矯虎臣、腹心干城。萬曆五年張翰因阻撓變法而去職，譚綸被朱翊鈞任命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銜。
然而就任不到半年，竟然染疾去世，朱翊鈞為之扼腕。和呂調陽等人商量過後，追贈其太子太保，定諡號“襄敏”。譚綸的去世，如斷張居正一臂，在江陵的張居正聽到譚子理去世的訊息，為之痛惜。
萬曆五年十月初，接替譚綸為吏部尚書的李幼茲和度支部新任尚書郭朝賓上奏，請皇帝奪情張居正，待其三月假滿，即回京師理事。
經過皇帝先後兩年出考題點明“真孝”，報紙一年多的宣傳，朝廷上下都明白皇帝改“丁憂”制度的決心早定，加上此時朝野政治高壓，奪情之議並未像原時空那般引起較大波瀾。
說實話，對於皇帝改“丁憂”制度，朝廷上下官員心內都有些若有若無的竊喜，誰願意因為父母之喪耽誤三年？官場生涯又有幾個三年？
萬曆五年十月戊子，彗星見於西南，光明大如盞，蒼白色長數丈，繇尾箕越鬥牛。原時空引起軒然大波的“星變”如期來到，這次星變和張居正的“奪情”攪在一起，引起了萬曆朝第一次大規模黨爭，也為大明的滅亡埋下了伏筆之一。
後世被命名為C/1577V1的彗星，在經過數以百萬年的旅程後，終於到達地球人可以觀測的位置。此際的歐洲，丹麥科學家第谷.布拉赫發現彗星是一種天體，且處於大氣層之外。這一發現，為伽利略.伽利雷“日心說”的發現又提供了一小塊的素材，激發了那顆年輕而天才的大腦，促使他將更多的目光投向天文學。
而在本時空此際的大明朝，望遠鏡的發明和普及才剛剛開始。因為政治的高壓和白色恐怖的氛圍，言官、御史此時近乎失聲，關於“星變”稀稀拉拉的奏本，不過是虛應故事，向皇帝表示此時大明朝的糾錯機制沒有宕機，還在發揮作用。
至於這作用大小，言官們表示，這要看皇帝您的心情，您想大就大，想小就小。
這些奏本中，無人請皇帝修省，也無利用玄象示異，反倒是有口一詞，要求皇帝下旨，“儆愓大小臣工其恪修職業，以圖消弭。”大家紛紛表示，皇帝沒錯，錯的是我們，我們還沒有領會皇帝要大興變法的精神實質，在工作中拖拖拉拉，才導致老天爺不高興，派彗星來的。
在深宮中養腿的朱翊鈞，曾指示侍從室從頭梳理歷史上所有彗星的記錄，試圖從邏輯上證明“彗星災異說”的謬誤，從而動搖“天命不可違”思想，為變法掃除思想上的障礙。然而很遺憾的是，這次“謬誤證明”最終走向了他願望的反面，侍從們以史料上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彗星這玩意的出現，大部分確實和災異相關。
站在皇帝一方的侍從試圖反證：災異是一種常態，彗星是一種變數，兩者重合並不意味著災異和彗星有相關性，畢竟歷史上好多次更大的災異和亡國之兆並沒有彗星作為呼應。
這不失為一條好的宣傳路子，但駁倒這一論點也非常容易：誰規定“天”只用彗星這一種方式來示警的？地震、大水、異形的動植物，都是警告手段！
究其本質，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應說”不過是對皇權無可奈何之下的約束手段。因為它從邏輯上的自洽，要推翻這一學說非得科學大成，且深入人心不可。
朱翊鈞想利用歷朝歷代被天人感應思想影響的史官所作的記錄，來證明彗星無關乎災異，相當於拿史官的刀來削他們的把兒，簡直緣木求魚。
即使到了科學昌明二十一世紀，相信天人感應學說的還有不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各大災異，已經穿越回大明的朱翊鈞想起這個年份，心裡面也照樣嘀咕。
於是，深感任重道遠的朱翊鈞，只能約見朱載堉，向他提出關於彗星的一些設想，並讓他組織皇家格物院的天文專家進行驗證。
另外，兩京的報紙上，也出現了一些彗星和災異之間的討論文章，正反兩方爭論的不亦樂乎，對朱翊鈞來說，不過聊勝於無罷了。
......
彗星和張居正的奪情之議，並未引起政治上的動盪，不過是因為現在皇帝用刀子開了無雙——無人敢做杖馬之鳴。
但這並不意味著皇帝的變法詔書在貫徹過程中就一帆風順。相反，因為皇帝和張文明遇刺引發全國性的大案，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逮捕，以地主士紳為代表的基層統治階層，很多成了無腦黑，連變法的內容都沒搞清楚，就開始抵制變法政策的實施。
他們抵制的手段太多了，任何一項縣政的實施，都離不開鄉紳族老對本族的宣貫和帶頭，他們只要對縣衙官員來一個集體的避而不見——就能讓一縣之政大半停擺。
更別說，好多鄉紳還透過本族子弟控制著縣學，而縣官要想完成“文治”考評，縣學學生在士林中給出差評是縣官不可承受之重。
萬曆五年的大逮捕，到十月底的時候，人數已經超過五萬，近千豪紳因此破家。而他們的姻親故舊，近乎能聯絡上全國小半以上計程車紳。出於對錦衣衛亂興大獄的抵制，變法在帝國基層的阻力極大——很多地方官被上擠下壓，死的心都有了。
萬曆五年的大明帝國，醞釀著變亂的激流，人心惶惶不知向何處去。
這些鼎沸的壓力，一方面促使部分具有洞察力的思想家和學者在考慮國家的興亡出路；另一方面也激發全國性的大討論——皇帝的遇刺和張文明的死於非命不是秘密，伴隨著兩件事的各類八卦謠言，變法的內容也散佈到帝國的各個角落。
當然，壓力最大首當其衝的，還是以王通為首的錦衣衛。王通早已徵得皇帝同意，將錦衣衛中、高層家眷按照自願原則，換了身份搬離故土。他本人則搬入親軍都尉府，日夜指揮這太祖以來第一大案。
駐南京的錦衣衛同知楊俊卿，他的家卻搬不了。排山倒海般的壓力紛至沓來，讓屢次親自拷問董劍雄無果的楊俊卿終於明白——楊家到了站隊的時候了。
是秉承著和大多鄉紳站在一起的立場，平反冤獄？還是站在皇帝的立場，以是否反對變法為準繩，消滅反對的聲音？這是一個涉及家族生死存亡的問題。
而楊俊卿也終於看清楚，皇帝為什麼沒有像張居正一樣，對於謀害張文明的幕後真兇有必得之心。張居正要報殺父之仇，當然復仇的物件越準確越好；皇帝則要透過一南一北兩個大案，將變法反對者從統治階層剔除，並儆其餘，因此張文明案的幕後真兇，不妨模糊些。
因此，帝國南方的錦衣衛在楊俊卿的指揮下，不停的順藤摸瓜，要搞清張文明案的真相；駐紮京師的錦衣衛指揮使王通，則命令各級錦衣衛收集反對變法者的名單——大清洗近在眼前，楊家將向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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