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汨羅江防禦戰開啟後，薛姓上將才驚訝的發現，這次日軍投入的兵力真的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前線發現的日軍番號，竟然有9個師團之多。
除了日軍，中方並不知道，日軍大本營為了這次湘桂作戰，光是步兵，就投入了150個大隊，這甚至比1938年江夏會戰時的140個步兵大隊還多了10個。
為了確保湘桂之戰一戰成功，日軍大本營還專門派島貫武志大佐接任第11軍的參謀次長。
這是因為日軍很少打歐洲戰場上那種交戰雙方動輒投入百萬兵力級別的大會戰，懂得大兵團作戰戰術的軍官很少，而這個空降第11軍擔任參謀部二把手的島貫武志大佐卻是日軍中為數不多懂這類戰術的指揮官。
如果你以為區區一個大佐而已，如何能體現出日本大本營對於此戰的重視，那你還真是太過於小看這個島貫武志了。
首先，日軍的將領軍銜不像中國有五級，從特級上將、一級上將到二級上將再到中將、少將，僅僅只有大將、中將、少將三級，大佐在日軍軍隊序列中其實就已經半隻腳踏入將領階層，放在西方軍銜體系中，就是標準的准將，已經是高階軍官了。
其次，這次‘一號作戰’計劃，其實就是時任日軍參謀本部作戰部作戰課長服部卓四郎大佐和大本營高階參謀的島貫武志帶著一眾中佐、少佐參謀們給搗鼓出來的，他們制定的戰術，別看田俊六這種派遣軍大將司令官在中國吆五喝六的是個人物，只要大本營簽署同意，這幫佐官制定的戰術，他也只能乖乖按計劃書照做。
而在1942年，島貫武志就由日本大本營派遣去歐洲戰場學習考察日耳曼帝國和毛熊、日不落帝國作戰經驗，並還給在東歐戰場上的日耳曼軍當過隨軍高階參謀，很擅長大包圍戰、大殲滅戰的理論研究和圖上作業。
總之，日本大本營這次是給橫山勇派了個很靠譜的智囊。
而這位在4月上旬剛剛到任，就展現出了他極為不俗的能力以及強硬的個性。
日軍大本營原本制定的湘桂作戰原則是‘速戰速決’，第一步，快速拿下潭州、衡陽；第二步，攻克桂林、柳州，沿途摧毀中方和米方的重要機場，而後與抵達的中方主力進行決戰。
總兵力高達25萬的日軍，有機會和超過50萬的中方主力好好較量一番，若是勝利，則可以藉著這場勝利給全島軍民狠狠打上一針雞血，以利於和盟軍在太平洋以及東南亞戰場上的持續鏖戰。
是的，對於‘一號作戰’計劃來說，打通大陸交通線只是戰略目標之一，那只是軍事戰略目的。
而最重要的，是連續失利之下，不管是天皇還是日本大本營，都急需一場勝利來向全體國民證明，大日本帝國不是日耳曼，在遠東地區還有獨立作戰並獲得勝利的能力。
是的，對於已經日薄西山的日本帝國來說，一場會戰的勝利已經是彌足珍貴，唯有如此才能從國內徵得更多的青年加入軍隊，而後再將其投入到戰火中，成為延續戰爭的養料。
自負至極的薛姓上將只看到了‘日薄西山’，卻未曾想到兔子急了尚且會咬人，何況是已經將百年辛苦積攢下的老本都放上賭桌的紅眼賭徒呢！
而抵達中國的島貫武志和橫山勇見面後，經過實地考察以及橫山勇提供的第9戰區中方將領個性、作戰特點等情報分析再和橫山勇一起對大本營原定方案進行反覆推演後認為：
這次帝國在兵力上佔有絕對優勢，潭州雖然堅固，但不足為慮；相反，沿粵漢鐵路和湘桂鐵路進攻主線兩側的中國軍隊更應該重視，西面的第六戰區在去年的常德會戰中損失慘重，無須過慮；東面的第9戰區在湘江兩翼的側擊、伏擊、尾擊，才是決定此次會戰勝負的關鍵。
兩人共同判斷，中方由於準備不足，很難在第四次潭州攻防戰中就對帝國大軍展開側擊，極有可能等到帝國大軍進攻湘南的衡陽時才會展開。
因此兩人決定，不按照大本營制定的‘速戰速決，先攻柳桂，再行決戰’的戰略戰術，而是以重兵圍攻衡陽的同時，再以這個中國目前最大的後方工商業基地為誘餌，吸引中方第9戰區的其他部隊來此低決戰，力圖在這個階段的運動戰中儘可能的多殲滅中方主力。
當11軍將這個決定上報給派遣軍司令部，已經將自己的前線指揮部都前移到江夏的中國派遣軍司令官田俊六都不敢做主，而是上報至大本營，結果日本大本營竟然批准同意了。
在大戰來臨之前，中日雙方大將做出了完全截然相反的選擇，一個將自己最可靠的智囊徹底架空併發配，而另一個卻是極度信任，甚至是在近乎‘戴罪立功’的身份背景下，向頂頭上司的頂頭上司提出修改既定戰略戰術的意見，這本身就是一種極為難得的智慧和勇氣。
不同的選擇，已經決定了第四次潭州會戰的結局！
只不過，世間之事就是那般巧妙，中日雙方在湘省各自最好的高階參謀以及作戰最為強悍的將領，沒在潭州碰著面，卻將在衡陽碰個結結實實。
這其實也是註定了，衡陽城內外，屍骸將堆積如山！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只是現在的中日雙方將領和官兵門，都將目光投注在潭州，這個湘省的省會，擁有有3000年悠久的歷史文化2400年建城史的古老城市身上。
在橫山勇和島貫武志的指揮下，為了這次湘桂作戰的第11軍可謂是做足了準備。
雖然一些參戰部隊是由國內新兵組建的獨立步兵旅團置換出來的治安師團，缺乏足夠的實戰經驗，但日軍用了兩三個月世間來訓練，並制定了極為細緻的作戰方案。
方案甚至具體到了每一次戰鬥的細則，包括兵力配置、作戰進度、後方兵站、警備、氣候、地理環境等等。堪稱完美的符合了中國那句老話：“成功都是留給那些有準備的人！”
比如，薛姓上將在前幾次潭州會戰中搞出來的‘化路為田’的戰術，這種堪稱簡單粗暴的戰術可把第11軍給坑苦了。
這種戰術初始於1939年第一次潭州會戰，第9戰區吸取了南昌會戰的教訓，破壞一切可資利用的道路，包括鐵路、公路甚至鄉間小路，破路2000多里，把整個湘北變成了泥塘，讓日軍機械化部隊和重炮寸步難行，導致日軍各師團寧願要殺傷力小但更容易拆卸運輸的山炮、步兵炮和迫擊炮，這也導致日軍炮兵打擊能力和城市攻堅能力直線下降。
到了第三次潭州會戰，第9戰區對於這種‘化路為田’戰術更是運用的爐火純青，把岳陽道潭州的幾百里路基本上都挖成只容一個人走的田埂，田埂外的路基全部掘毀，放水變成水田。
這也就算了，參加第三次潭州大戰還是預備第10師師長的方顯絕不但把道路瓦城田埂，還不斷變換田埂方向，忽左忽右，讓日軍不得不蛇形行軍，結果被兩翼埋伏於水田中的中國軍人伏擊，打得那叫一個狼狽不堪。
穿草鞋甚至不穿鞋的中國軍人在水田裡的機動性甩了穿牛皮靴的日本步兵十八條街。
一說起這個，親眼目睹到好多到死都捨不得脫下牛皮靴同僚的日本第11軍老兵們都是眼淚嘩嘩的。
窮人欺負富人的方式，就是如此的不講理。
而這次，橫山勇卻是放下中將司令官的面子，下到基層去聽取那些基層老兵和尉官們的建議，三個臭皮匠還頂個諸葛亮，別說這麼多小短腿們一起冥思苦想了，他們終於想出了應對之道。
湘北丘陵上到處長滿了松樹，湘省民眾們平時就靠這些松枝、松針燒火以及取暖之用，所以他們在破路時可捨不得砍了這些松樹，這就給日軍開通道路提供了可能性。
日軍此次修復道路時，一改過去主要對已破壞道路進行修復的做法，而是透過伐倒松樹墊出路基，開闢出應急道路來，在沒有松林的平原上，則不惜用牛馬和人力拖曳，將一門門重達數千公斤的重炮給生生拖進湘北戰場。
此外，日軍還充分利用洞庭湖和湘江水運來維護後勤，擄掠了2500多艘民船運送野戰重炮和炮彈。
這一次，在擅長大兵團作戰的島貫武志的指揮部署下，日軍5個一線師團，在140公里至200公里的寬廣正面齊頭並進，最外側的兩個野戰師團，就像一隻鷹的兩支強健有力的翅膀，阻擋著兩側中方軍隊的側擊，其餘二線師團就在一線師團100多公里處，一旦一線師團黏住對手，他們馬上跟進，形成梯次進攻。
日軍使用‘廣正面、波浪式’的戰術策略，總能形成區域性兵力優勢，並保持住戰場的縱深。
而於此同時，天空中的較量也在如火如荼的展開。
位於桂、柳各地機場的米國空軍以及中國空軍，裝備著野貓、地獄貓乃至在歐洲戰場上廣泛使用的‘浩劫’攻擊轟炸機，從飛機質量上已經全面超越日軍的零式戰鬥機和九七戰爆機。
自去年年底的常德會戰以來，日軍在空戰中已然是屢屢敗北，由空中向地面打擊的主角早已變成中國和米國的戰機。
這也是薛姓上將乃至方顯絕都確認自己獲得制空權的重要根據。
只是這一次，日軍顯然並不想將制空權拱手想讓，第五航空軍團在大本營和派遣軍司令部的大力支援下，向戰場上投入了超過260架戰鬥機和110架轟炸機，是自1943年來從未出現過的大規模機群。
這顯然也大大超出了中方和米方的預料，在潭州開戰的第一階段，中方和米方竟然沒能掌控制空權，反倒是損失巨大，僅開戰的第一天，就損失戰機超過28架。
而日方雖然也損失了不低於30架的戰鬥機，可並沒有喪失制空權，在柳州機場蓄勢待發的28架浩劫攻擊轟炸機不得不停止起飛，以避免遭受更大損失。
接下來數日，日本陸航依舊不死不休的投入大量戰機至戰場，地面上的步兵們在拼命傾瀉著火力，天上也在賣命絞殺，不斷的有戰機冒著濃煙墜落。
最終因為戰事緊急而派出的‘浩劫’攻擊轟炸機雖然也成功的轟炸了日軍地面上的步兵，但亦有4架‘浩劫’和9名米國飛行員永遠的留在陣地上。
中方設想的完全掌控制空權，在會戰的前期並沒有出現。
地面上，在日軍瘋狂的攻勢面前，第9戰區所屬部隊根本無法像過去一樣實施包圍和側擊，甚至根本就站不住腳，反而被機動性及炮火佔有絕對優勢的日軍黏住，分割包圍，分別予以重創。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5月10日，東路日軍突破鄂南通城；
5月11日，攻佔平江，繼續南下。第3師團攻擊西北，第13師團攻擊東南，兩師團分別夾擊潭州附近的重鎮瀏陽。
5月13日，西路日軍攻陷沅江，攻寧鄉。
5月14日，中路日軍渡過新牆河、撈刀河、瀏陽河。
5月15日，日軍為了重挫潭州守軍士氣，開始在夜間用飛機對潭州城進行轟炸。
雖然潭州城內早就實施了燈火管制，但隨著逃難難民激增，不少漢奸間諜混進城內，趁黑夜點亮燈籠或是打出訊號彈，給天空上的日機指引位置。
潭州城內，已是一片惶然！
5月17日，日軍攻下瀏陽，佔領株洲，完成對潭州的徹底合圍。
潭州之戰，已經是在所難免。
薛姓上將左支右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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