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鄒國棟，寧衛民並沒有感到有什麼輕鬆感。
因為他還在反覆糾結於鄒國棟在臨行前，提醒他的那個關於魚和熊掌的問題。
本來只是一個取捨的問題，看似非常簡單。
但是代入他的現實生活卻遇到了天大麻煩。
孟子當年打這個比方的時候，顯然只是考慮到通常情況下人們對於貴賤的取捨標準。
但是若要把這個比喻硬套在寧衛民遇到的情感選擇上，麻煩就出現了。
因為他無法確定身邊的兩個女人哪一個是魚，哪一個是熊掌。
他只有先確定了誰是魚，誰是熊掌，才有可能按照那個舍賤取貴的標準去做出選擇。
而且這件事沒人可以幫得上忙，寧衛民只有繼續自己尋找答案。
如果以征服感帶來的滿足和個人的偏愛來衡量的話，那麼問題很容易解決。
顯而易見，成熟美豔，鼎鼎大名的松本慶子比一張白紙的曲笑更為誘人，更讓他迷戀。
更易對他產生荷爾蒙的吸引和情慾衝動。
甚至他們相處一直都很默契，許多事早已不言而明。
他們的交往沒有以非得走入婚姻殿堂為前提，這點誰都明白，這也讓他感到放鬆。
所以松本慶子是熊掌，曲笑是魚。
可是如果要拋開單純的兩性吸引，以理智去考慮實際問題，就麻煩了。
因為寧衛民內心的深處能清晰的感覺到，自己對松本慶子的好感中有較大沖動性。
他也預計到年齡、國籍、各自的家庭和事業，還有生活習慣的不同，以及文化分歧，必然會對他們的關係的維繫造成阻力。
甚至還有許多客觀存在的困難是眼下一時想象不到的。
這樣的兩情相悅能維持多久實在不好說，要修成正果——難啊！
而反過來對於曲笑，卻不是這樣的。
八十年代的華夏，國內環境普遍很純真。
人們生活中留住的傳統東西還很多，包括對待金錢和愛情。
有更多的人在自己的生命與理想、事業之間划起等號。
也有人為了追逐愛情不惜捨棄令人羨慕的工作和似錦前途。
曲笑就是這樣的人。
這也就意味著，和這個從沒談過戀愛的姑娘交往，責任感就得放在首位了。
一旦確定戀愛關係，那就是奔著結婚去的，否則各方各面都沒法交代。
不過話說回來，無論從才貌相配還是工作關係，又或是國內環境來考慮。
如果他們在一起，顯然會順利為身邊的人接受，幾乎沒有人會反對，肯定收穫祝福。
即便婚後的生活也會更合拍，需要面對的困難會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他好像如今也不是完全沒有感覺。
地鐵口的那一瞬間，曲笑對他含情脈脈的樣子，讓他忽然間意識到這丫頭也是個能讓他心動的大姑娘了。
那麼以最終的生活目標為出發點的話，曲笑又變成了熊掌，松本慶子又變成了魚。
可是最大的麻煩也就出現在了這裡，他怎麼來確定判斷的標準呢？
是先圖眼前快活一時，暫且不考慮未來怎樣？
還是乾脆安分守己，一步到位？
不過不管怎麼說，鄒國棟還有一點說的對。
他不能用時間來當做拖延的藉口，這種事兒註定會傷害一個人的。
那麼拖延得越久，對那個人傷害也就越大。
就這樣，從機場回去之後，寧衛民思想鬥爭特別激烈。
就是在他到底更喜歡誰，該放棄誰之間做鬥爭。
毋庸置疑，這麼思考兩個女人是件心累的事兒，尤其是在輕鬆愉快聖誕氣氛的對比之下。
實際上，日本社會整體，每年從聖誕節臨近的時候，就開始進入新年氣氛了。
形單影隻，心亂如麻，還要準備回國行李的寧衛民，對比身邊到處大吃大喝，拿著獎金買東西，歡聲笑語的日本人，就越發顯得悲催。
最後想來想去，沒有頭緒，他乾脆放棄了，坦然承認自己在情感選擇上的懦弱和優柔寡斷。
覺得還是先去京都履約，帶著行李和曲笑匯合再說。
就像那首蘇芮的歌似的，“還是跟著感覺走吧，走到哪兒算哪兒啦……”
可讓寧衛民萬萬沒想到的是，雖然當他潛意識中剛剛萌生出一種念頭，希望靠命運之手來選擇情感的方向，他就如願以償了。
老天爺果然滿足了他，又一次主宰了他的行動，替他指明瞭要朝哪裡前進的方向。
只不過這次是以一種很另類的辦法幫他做出的決定。
這份兒特殊的恩賜落在他的身上，這滋味可並不那麼好受，甚至有點心驚肉跳。
怎麼回事啊？
敢情就在12月30日，幾乎已經到了年末根兒上，寧衛民都準備好了大部分行李的那天。
他名下位於一座5丁目6番8號，那座花了兩億一千萬円，最早拿下的三層小樓出事了。
因為是阿巴託性質的鐵皮房，又年久失修，三層天台上放雜物的篷房頂子，居然被夜裡突降暴風雪的大風掀飛了。
斷裂的大鐵皮砸中了相隔不遠處寫字樓的一家公司的玻璃窗。
結果因此驚動了警方。
寧衛民很快被警方找到。
然後用警車帶到事故現場，需要他簽字畫押，並承擔相應責任。
不用說，這件突發的事故可是把寧衛民給嚇壞了。
因為真要是弄出人命來，或是有人受傷，賠多少錢先放一邊，弄不好他會被趕出日本去的啊。
他在東京這半年的努力佈局，重大籌謀就會付之東流啊。
那還談什麼宏圖大業啊？也別割什麼日本韭菜了，只能鎩羽而歸。
但好就好在事發的時間是晚上，現場並沒有人受傷，只有財產損失。
而現在的寧衛民不但有自己的律師，而且早就透過左海佑二郎給名下房產買了各種保險。
將近七十八萬円的維修費都由保險公司來承擔了，於他個人而言，經濟損失不大。
於是寧衛民再顧不得後怕，也顧不得其他了，趕緊做好一件事。
第二天，一點傲骨沒有，去跟受損的物業公司和租戶賠禮道歉。
他答應馬上排除所有危險可能，並保證不再出現此類事故。
而且除了應有的賠償，還送了物業公司和租戶貴重的禮物。
如此，才成功取得諒解。
然而後面怎麼拆除樓頂上那毀損篷房的其餘部分，卻不是一般的困難。
因為眼下可忒不是時候了。
打個比方，大年三十你要在國內想僱工幹活有人願意來嗎？
這都不是錢的事兒了，寧衛民想請為自己裝修的公司幫忙根本沒戲。
人家直接就拒絕了，說公司已經放假。
可要是不緊急拆除，拖到新年假期後又不行。
誰知道會不會再出現類似的事故呀？何況警方也不答應啊。
就連律師都提醒寧衛民必須儘快處理周全此事，否則就事兒大了。
最終，寧衛民被逼得有點沒轍了。
只能是用重賞把自己書店的兩個店員給叫來幫忙了。
再加上谷口主任的好心協助。
以及左海佑二郎作為連帶方，責無旁貸的輔助。
他們幾個“二把刀”才在一天之內，把天台的篷房殘餘部分都拆解下來，運進室內去了。
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就是，一個書店店員的手還劃傷了，被送到醫院打了破傷風針。
而寧衛民更慘，因為身子骨單薄，冒著風寒幹活。
壓根就不適應體力工作的他不但笨手笨腳，手臂剮蹭傷不少，而且還受了風寒。
從12月31日晚上十點多，他回到赤坂公寓就感到頭疼，身體疼，不舒服。
連開啟電視看NHK的紅白歌會，邊等著慶子的演出，邊吃壽喜鍋都沒味兒。
最初他還以為是累著了，或是凍著了，喝杯家裡帶來的小酒兒緩緩，洗個熱水澡睡一覺就好了。
可事與願違，也許恰恰就這杯茅臺酒喝壞了。
1986年新年的第一天，多好的日子，凌晨兩點，他居然發起高燒來了。
吃了自己從國內帶來的退燒藥和消炎藥後，他一直睡到中午也沒見好轉。
而且還咳嗽，難受的厲害，根本沒法出發去京都。
於是想了想，他只好給曲笑打了長途電話。
簡單解釋了一下自己這邊遇到的突發情況。
他就說“目前看，我實在沒法出門，只能爽約了。還是你自己一個人回國，把我的機票退了吧。有什麼事兒，咱們回頭再說。”
曲笑聽了後當然很擔心，當即表示自己也不回了，馬上要去買火車票轉道東京，好照料寧衛民。
寧衛民聽了感動是感動，可很不好意思。
就說讓曲笑放心回國。
其實自己沒什麼，已經吃了藥了，大概睡兩天也就好了。
然而曲笑仍執意前來，爭了幾句，寧衛民因為實在疲憊，也就不矯情了。
他就說，“你願意來就來吧。不過我這兒除了藥，什麼都沒有。因為計劃要回去，冰箱裡的東西都處理掉了，空空如也。辛苦你再買點吃的東西。”
可結果呢，寧衛民才安心睡了沒兩個小時，就又被電話吵醒。
接起了電話，他才知道事有不巧，曲笑那邊居然同樣遇到了變故。
就是剛剛，這丫頭跟京城家裡打長途告知行程有變。
沒想到她父親一聽就急了。
電話裡告訴曲笑，她媽媽頭幾天就因病入院了。
說就是因為家裡知道她明天就回國，不想她工作中出狀況，才一直瞞著。
所以曲笑現在只能先顧家了，東京肯定是來不了了，明天只能如期回國。
這是人之常情啊，寧衛民當然能理解。
不但理解，他還好言相勸。
讓小曲千萬不要著急，路上注意安全。
回去後安心照顧母親，不要惦記他這邊，更不要擔心工作上的事兒。
還說要是有什麼需要幫忙的，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問題，比如跟隊裡領導不好請假，隨時可以給他打電。
就這樣，在日本東京過的這個元旦的白天。
寧衛民是一個人兒冷冷清清蜷縮著身子，在床上靠睡覺打發的。
可光睡也不行啊，養病需要營養，但偏偏吃飯又成了問題。
別忘了，日本新年就等同於華夏的春節啊。
尤其是1月1日當天下午，大街上冷冷清清，車少人稀。
絕大部分的商店都貼出休假的告示。
寧衛民就連碗熱湯麵都吃不上，連公寓附近常買東西的那家便利店都歇業了。
身子虛弱的他，是冒著風雪，冒著冷汗，踉踉蹌蹌走了近一公里的路。
才算找著一家開門的便利店，買了一大袋子的麵包、牛奶、三明治和泡麵回去。
那想想看吧，這趟出門採購，對病人能有好處嗎？
何況就吃這些東西養病也不適合啊。
這就是純粹的湊合，說是遭罪都不過分。
所以回去之後，不但一種從未有過的淒涼侵襲而來啊。
寧衛民也似乎覺得病得更難受了，身子骨更疼了，也更冷了。
不免隱隱擔心起，自己會不會以為出去這一趟再著了涼，感冒直接轉成肺炎來。
不過老話怎麼說的來著，東邊兒不亮西邊亮。
老天爺把大門關上逮你的時候，往往還會偷偷給你留了個窗戶，讓你跳窗而逃。
就在寧衛民強撐著精神頭，咬著乾麵包，煮泡麵的時候。
他的尋呼機忽然震動起來了。
這時候他拿起來一看，這才發現，原來從早上九點到現在，已經八九個尋呼了。
而且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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