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京城證章廠是不經意間被撞傷了腰，才開始一蹶不振的。
純屬是被歷史誤傷的話。
那麼其他的傳統工藝美術廠家止不住的往下出溜兒。
就只能說是被歷史刻意針對，故意絆倒的了。
而且是爬起來就伸腿絆倒，爬起來就絆倒！極為惡劣的那種情況！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實際情況就是這樣的。
雖然建國之後，京城工藝美術行業對國家經濟做出了實打實的貢獻。
但整個行業的命運卻相當坎坷，屢屢遭受歷史的戲弄。
在生存問題上，一直面對著極為艱難的處境。
還別說什麼保護和發展了，能保住技藝，不失傳斷檔，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這絕對是一件一提起來就讓人相當鬱悶與無奈的憾事。
毋庸置疑，工藝美術行業是我國傳統文化藝術的瑰寶，是我國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積累。
尤其是京城工藝美術，更是因為得天獨厚的社會環境，雄厚的歷史根基，反映出我國工藝美術技藝的最高水平。
這話可不是瞎說的。
從遼、金的陪都，到元、明、清“天子腳下”的帝王之都。
歷代政府都大量徵召各地優秀的手工藝人到宮廷服役，建立起專職的管理、生產工藝美術品的各類機構。
如“少府監、御用監、造辦處、如意館”等。
這才致使京城工藝美術形成了名師薈萃、巧匠雲集的局面，能夠對各民族、各地域優秀的手工藝博採眾長。
才能汲取精華，融匯貫通，開創出“料不厭其貴，工不厭其精，藝不厭其巧，品不厭其繁”的獨樹一幟的民族傳統工藝特色。
才能以風格獨特、品類繁多、技藝精湛，典雅名貴的正宗宮廷藝術而馳名中外。
也正是因此，在歷次社會經濟大變革中，京城的工藝美術才會擁有其他行業完全不可比擬的旺盛的生命力，相當頑強的倖存了下來。
像明清時期，雖然有外國資本侵入。
但京城傳統工藝美術行業，卻幾乎從來沒有遇到相應的“洋貨”與之競爭。
不僅生產技藝仍世代沿續，而且還因出口的需要而逐步發展。
許多京城工藝美術品被國外藝術鑑賞家視為收藏價值極高的珍寶。
尤其是辛亥革命後，海禁大開。
京城工藝美術品更成為國外競相爭購的佳品，以至出現了“鬧洋莊”的場面。
（注：洋莊是外國商人在京開辦的專收工藝美術品的機構）。
僅據光緒朝至上世紀二十年代期間的文字記載，當時世界各地舉辦的博覽會不下三十餘次。
京城工藝美術行業只參展十次，但次次榮獲金銀大獎。
由此可見，京城的工藝美術其實一直就是京城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
早在建國前，“京作”、“精作”的美名就譽滿中外，成為了我們國家和民族的一筆難以估價的無形資產。
而到了解放初期，哪怕百業凋零，工藝美術行業同樣面臨生存不下去的境地。
但剛剛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對傳統工藝美術業進行了調研，得出的結論卻是非常令人震驚的。
當時調研報告中寫著，“全市雖然僅存下十九種特種手工藝工廠和作坊，可只要能恢復到正常生產水平。一年就可獲一千萬美元以上的外匯。若用這筆款項買糧食，足夠全市百姓吃上兩個月的。”
果不其然，隨著政府出手大力扶持，成效斐然。
京城的工藝美術行業很快就成為了當時出口的“拳頭”產品。
不負眾望地為國家開始供血。
到1953年為止，不過短短數年間。
京城工藝美術行業的年產值就由1949 年的七十三萬美元增長到七百多萬美元，提高了近十倍，已經很接近當初做出規劃的目標了。
(此處文章有刪減)
剛剛乾出點聲色的京城工藝美術行業，就此沒有了銷路，重新陷入苦苦支撐，發展停滯的局面。
於是整個行業一方面開始拋棄高貴出品的資產階級情調，嘗試實用化和大眾化的路線。
另一方面，也得在政府的幫助下，另尋其他外銷的途徑。
後來，因為蘇聯老大哥的幫助，出口開始轉向東歐國家，這種情況才逐漸開始有所改善。
應該說，大多數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因為經濟發展程度普遍不高，對工藝美術行業走大眾化路線的普通產品還是比較歡迎的。
這種薄利多銷，走低端路線嘗試的方向，算是比較成功的。
但萬萬沒想到政治風雲再變，好日子結束的竟然那麼突然。
(此處文章有刪減)
1960年，這條外銷的路也走不通了。
京城工藝美術產品出口量再度嚴重縮減，造成了工廠減產，工人轉產。
等到好不容易我們憑藉自己的力量，總算把出口的目標又轉向了約旦、索馬利亞、斯里蘭卡、沙烏地阿拉伯等國，時間又到了1966年。
(此處文章有刪減)
此後，行業內又開始進行壓縮整合，導致大批工人改產、轉產。
工人們放棄原有崗位，最多的去向，就是到電子器件廠。
這種惡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初期。
京城工藝美術行業才得以久旱逢甘雨，重新又受到重視，開始肩負創匯任務恢復出口生產。
但許多行業和廠家已經造成了嚴重人才流失，甚至出現了“人亡藝絕”的現象，實在難以再恢復如初了。
就比如“蜻蜓賈”的玉蜻蜓已經失傳。
再比如象牙雕刻的“筆洗”和景泰藍業的“海棠瓶”，也幾乎沒有人會做了。
但這還不算什麼。
最最關鍵的是，在工藝美術行業各自憑著手工技藝，承擔著與現代化工業工廠相同的稅負時。
由於工藝品出口體制的壟斷性，生產廠家不準自行銷售產品，還導致工貿雙方的矛盾十分嚴重。
負責購銷的外貿單位，為多創上交利潤，居然死命的卡供貨單位的脖子，給價給得實在太低。
比如說京城工藝美術工廠於1972 年生產的多種原料、多種工藝相結合產品《神鹿寶車樽》。廠方定價一萬一千元，但外貿收購只開價六千元。
後多次進行洽談，廠方要求至少給八千元。
價格還沒議定就送至花城出口產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
最終實售兩萬七千元，外貿這才開收購單。
這還像話嘛！
所以就因為這種討價還價互相扯皮現象非常嚴重，才造成廠家對同一件高檔產品，不得不定出兩個價格標準。
但即便這樣，企業往往連最低價格也達不到。
如1973 年春季廣交會景泰藍的《萬花罐》、《梅花罐》。
廠家按成本加適當利潤定價每對三百元，而外貿只肯給二百元。
當即就造成新開發的產品“即開即賠”。
而外貿卻在交易會上標價每對六百元，順利賣給了外商，得到了大批次的訂貨。
想想看吧，這種購銷模式下，又怎麼能讓工藝美術品行業獲得發展所需的資金呢？
甚至外貿為了省事兒，他們還拒收傳統題材的作品。
弄得許多工廠誠惶誠恐。
結果1978 年春季廣交會上售出了京城玉器廠過去生產的傳統作品——翡翠《花燻》。
居然賣出了七十萬元的高價，相當於出口兩萬五千輛國產腳踏車或十九萬只京城白鴨。
所以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肥了過手就拿錢的外貿，苦了辛辛苦苦耍手藝的生產廠家。
嚴苛程度到了什麼樣的地步呢？
說一件事就能明白的差不多了。
就比如前英國首相邱吉爾之孫小邱吉爾，1973 年到京城工藝美術工廠參觀時，對一件景泰藍新產品大瓶異常喜愛。
他當即對陪同參觀的人要求購買這個大瓶。
但廠方說不能賣，小邱吉爾很不理解，說“你們廠自己生產的東西為什麼自己不能出售？”
廠方則以新開發的產品是展品不能賣做解釋。
小邱吉爾說“新產品也是產品，工廠開工生產產品難道不是為了賺錢嗎？你們說多少錢我付還不可以嗎？”
廠方又再三婉拒，但小邱吉爾是非要買不可。
無奈，廠家最後只好向上級公司請示。上級公司又向其上級請示。
小邱吉爾從下午一點一直等到四點多鐘，工廠臨近下班，才得到可以出售這件產品的指示。而這件約一米高的景泰藍大瓶產品完全沒有包裝。
最後小邱吉爾只好自己親自用肩膀扛走了，但他一再對工廠表示感謝。
哪怕改革開放後，一些對外賓開放的工廠被准許設立小賣部了，但這種情況也依然沒能好轉多少。
因為雖然廠家只出售本廠自產加工的產品，但也要由商業部門派人到小賣部任售貨員，不能直接走廠家的賬。
凡出售的產品，要先走商業的賬，算是從工廠提出貨，商業進了貨，這才算符合手續。
所以，當寧衛民和喬萬林來到其他的工藝美術廠家時。
他們所面對的景象就是這些創匯大戶們，普遍把日子過得精窮。
沒辦法啊，交的多，留的少，自然就造成了家底薄，資金少，包袱重的局面。
為了手裡能有點活錢，這些廠子真的沒辦法，不仰外貿部門和商業部門的鼻息。
另外在生產上，因為太吃虧，廠家們也不愛做高階精品了。
這很正常，白費力氣賠本賺吆喝的事兒誰愛幹啊？
何況廠裡沒錢，就沒有能力投重資花時間培養接班人，研究開發高精端的新產品。
與其努著勁做出好東西便宜外貿那幫人，讓他們吃的肚兒溜圓，完成業績目標。
還不如干脆就省點力氣，多生產些技術要求低，成本優勢明顯的大路貨，走內銷途徑更實惠。
也省得現有工人們天天因為待遇福利差發牢騷，抱怨入錯了行啊。
不過實際上也得說，這些工藝美術行業的廠家，雖然手上沒錢，可真正家底兒還是很厚實的。
因為幾乎家家的庫裡都存著些因為題材受限，被拒絕收購的東西。
或者是因為製作成本太高，他們與外貿談不攏價格的商品。
更何況全市的內銷渠道相當有限，京城上規模的工藝美術品商店，只有王府井工美服務部這麼一家。
這就導致各個廠家能夠送去銷售的產品種類太有限了。
許多生產出來的商品都只能壓在庫裡，輪換著往商店裡送。
那麼可想而知，這是多麼讓寧衛民美得冒泡的一件事。
這種情況對他來說，想佔便宜再方便不過了。
別忘了，他可為辦飯莊諸多需要定製的產品，得到區裡特許，來和各個廠家尋求合作的。
這些看似麻煩的活兒，因為必須直接和廠家對接，屬於特事特辦。
談價是不用顧忌商業口兒和外貿單位的意見的。
那就是急廠家所急的香餑餑啊，等於給他們送實實在在的錢啊。
廠家還能不歡迎他嗎？
更何況喬萬林又是服務局的頭頭，商業系統的貨物他管不了，可管商業系統的人可是正差。
哪怕他們最終掏錢的時候，還得從商業口走過形式化的過程。
那些在廠裡賣貨的售貨員也不敢得罪喬萬林，必要給予方便的。
這豈不是天時、地利、人和，所有的機緣又都湊合到一起去了嘛。
要說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話啊，就好像工藝美術行業遭的這麼多磨難，是老天爺故意要喂寧衛民一嘴肥的，才故意造成這種處境似的。
似乎他要是不吃美了，老天爺就會讓所有的廠家一直倒黴下去！
ps:今天章節得負評雖然早有預料，可還是挺難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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