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一路到那一路，也同樣是一徵再徵。經過各路打撲，政府的商稅固然增加，可是貨物運到目的地之後，只有抬高售價才能彌補商家的運費，最終吃虧的還是普通消費者。
以上只是簡單舉例，其他還有不少，這裡不多說。總之，從這些雜稅可以看出，宋朝雖然有統一的商稅則例，可是在則例外，另創名目徵商的現象很多。
這其實就已經說明，在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市場之前，各地市場的封建性、地方性特徵始終存在，即使像兩宋這樣商品經濟發達、制定全國稅例的時期，也無法避免徵商的隨意性。
相對而言，大明的問題在於之前的商稅彷彿過家家。就以趙志皋與沈一貫的家鄉浙江為例，在高務實稅改之前，浙江全省一年上繳的茶稅只有二十七兩白銀——你要不乾脆別交算了，這麼富裕的一個省份，一年不到三十兩銀子，糊弄鬼呢？
而即使高務實稅改之後，由於他重在徵收富商的稅收，而對於平民百姓的小額稅收放得比較寬，所以整體徵收比例其實也不高，至少對比宋朝而言，那依舊是完完全全的輕徭薄賦。
趙志皋這麼一問，沈一貫自然無話可說。
但沈一貫顯然不甘被動，因此乾脆不回答這個問題，反而話鋒一轉，直指核心：“濲陽公，明人不說暗話，我就問一句：濲陽公是否以為，令郎前途全在高日新一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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