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周詠這番話讓皇帝頗為滿意。
朱翊鈞也不覺得舒應龍本人會和倭寇有什麼勾結，因為這太不合常理了。且不說什麼文人士大夫忠君愛國之類，就說舒應龍作為漕運總督，其工作範疇與倭寇八竿子打不著，勾結倭寇對他有何意義？
若說江南沿海某些官員的家庭早年或許參與過一些與倭寇相關的活動，那其實還好理解，畢竟倭寇之亂的實情是什麼，高務實早就和他說過，不過現在也不好追究了。而舒應龍是廣西全州人，那地方在桂北，緊鄰湖廣永州(今湖南永州)，離海千里，所以他的家庭環境也可以確保他早年就和倭寇毫不相干。
當然，如果非要說他有接觸倭寇的機會，那倒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畢竟他早年做過東莞縣令，後來還一直做到廣東布政使，之後才調任貴州巡撫，然後總督漕運。其在廣東的那些年裡，他還是有機會與倭寇接觸的。
但根據高務實前幾年的報告，以往常去兩廣的倭寇與常去福建的倭寇幾乎都是同一撥(但分很多股，互不隸屬卻有勾連)，而那一撥倭寇被京華掃蕩過後，最終與京華打了一場閩海海戰。
此戰倭寇大敗，力量基本損失殆盡，剩餘一些手上沒沾過血且屬大明戶籍的假倭經過辨別遴選，部分被京華吸收，然後派去了東番(臺灣)開荒。
換句話說，即便舒應龍在廣東接觸過倭寇，他接觸的那些人要麼已經葬身魚腹，要麼就去享受瘴氣了，不可能是此次劫掠漕船的倭寇。
除了這些之外，皇帝更滿意的就是周詠這種不攀扯的態度。朱翊鈞早前曾與高務實說好，前線打仗的事交給高務實，後方穩定的活他皇帝陛下包了。既然後方穩定都是他的活，那現在漕軍出了這麼大的變故本來就有點糟糕，如果還因此大肆牽連攀扯，只會造成更大的動盪，到時候一旦影響前線作戰，他到時候面對高務實怎麼說呢？
作為皇帝，他或許不必擔心高務實衝他發怒，但人總是要臉面的，自己前腳剛答應得好好的，後腳就出了大麻煩，皇帝陛下不要面子啊？
另外，申時行作為首輔，剛才提出的觀點雖然與朱翊鈞的心思本不太相符，但現在經過周詠這麼一說，忽然又似乎有道理了，甚至可以稱得上是老成謀國之言。
朱翊鈞做了這麼多年的皇帝，經驗早已足夠豐富，對於文官話術十分了解。除了不支援武力解決之外，申時行剩下的意思其實很簡單，就是想撇開舒應龍的責任，把罪責往海防上引。
海防不歸心學派管，那是兵部的責任，同時由於戶部現在有了關稅署，關稅署下屬又有稅警總隊，因此也有責任。歸根結底就是海防如果有問題，責任全在實學派，申時行那番話無非就是強調這一點。
但皇帝不在意這些，黨爭這種事，他作為皇帝早已習以為常。對於皇帝而言，禁絕黨爭根本不可能，何況他也沒有理由非要去禁絕。畢竟對於皇帝而言，臣屬有矛盾才好控制，要是臣屬完全一心，那反而會很麻煩，甚至搞不好還很危險。
平心而論，高務實主導實學派是皇帝能放心的，但如果朝廷上下全都是實學派，那即便他對高務實再放心，也會感到不安。
黨爭不是皇帝在意的事，他在意的是申時行這麼一說，舒應龍的責任雖然輕了，但同樣也就意味著平息此次事件未必需要動武。
一開始朱翊鈞很生氣，的確是想著要武力平定的，但經申時行和周詠這麼一說，他認識到現在的確不是動武的時候。
伐元一戰已經把整個九邊的力量使用了絕大部分，而南方也不安穩，宋良佐與劉綎正在準備圍剿播州楊應龍，這又要動用西南大部分機動兵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開一場大戰，而且還是在東南財賦重地開戰，即便朝廷積累了十幾年，恐怕也支應不了。
至於申時行的建議，即減免暴動漕軍要賠償的那四成損失，朱翊鈞現在想想其實也未嘗不可。別看燒了上百艘船，其餘漕船也各有損失，但漕船不是海船，體積本來就小得多，這批損失遠遠不足以讓朝廷覺得有很大的負擔。即便加上船上的貢賦，對於此時的朝廷而言也損失得起。
朝廷在京師周邊是一貫有儲量的，以往按例都是儲備四百萬石，高務實這兩年另加了一百萬石，所以伐元之戰開戰前京師儲備高達五百萬石。
這批儲量如果是用於征戰，那或許不能算絕對充足，因為征戰消耗主要是消耗在運輸途中，但如果只是保證京師的口糧，這筆存糧就足以稱得上萬全了。
北京城的居民約十三萬四千戶，以每戶五口人計，此時期的京城總人口約六十八萬人，加上生產建設兵團和宮中各種服務人員，目前京城總人口大概在八十餘萬。
一石約一百二十斤(石為體積，故重量其實不固定)，至少可供一人食用兩個月，五百萬石存糧意味著可供京師食用一年以上。而民眾一般都有存糧，勳貴高官和富商之家更多，所以實際上京師儲糧即便沒有外部輸入，也能保證兩年不會缺糧。現在繼續保證漕運，不過是習慣使然，有備無患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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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鈞想著，便道：“財賦之事為戶部當管，大司徒如今人在大寧，且派人去捎個信，問一問他的看法吧。至於漕軍暴動……申先生既然為其求情，朕也不是好殺之人，考慮到此次倭寇出現得頗為詭異，漕軍應對不佳也算情有可原。
這樣吧，如果大司徒同意不追究漕軍損失，賠償追責之事朕就赦免了。另外，諸位愛卿不妨先想一想，派誰去與南京城外的漕軍宣讀赦免旨意。”
朝廷不可能說去和暴動漕軍交涉，只能說去宣讀旨意。這事實上就是去談判，而此時漕軍還在暴動之中，去宣讀旨意之人還是有一定危險的，因此這活誰去幹還是要商議一番。
按道理說，漕軍的事情當然應該由漕運總督出面解決，但大明的漕運總督全稱是“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管河道”，相當於身兼多職，因此他的駐地在淮安府這個方便總攬全域性的要地。
從淮安到南京要走四百多里，且漕運總督在漕軍暴動時期過去交涉肯定還得帶兵，這顯然又要多出一些不必要的花費。同時，這樣做還可能讓暴動的漕軍感受到威脅，容易造成誤判，因此按照朱翊鈞的想法，既然不打算訴諸於武力，那就最好不要讓舒應龍去。
皇帝當即表明了態度，申時行立刻表示贊同，王錫爵緊隨其後也表示同意，並且建議宣旨之人可以是南京戶部尚書陳蕖。
不過，這個提議立刻遭到周詠質疑。周詠認為，此刻南京城外的漕軍畢竟已處於暴動之中，派戶部尚書前往未免顯得有些軟弱，故他建議宣旨人選最好是南京兵部尚書田樂。
他的提議一出，果然吳兌和梁夢龍立刻表態支援。
皇帝深諳其中道理，南京戶部尚書陳蕖是湖廣西鄉人，屬於心學派，高務實前年上任之後收權也收了南京戶部一些權力，其中未嘗沒有南京戶部尚書不算自己人的原因；南京兵部尚書田樂則是北直隸鄚州人，屬於實學派。
說來說去，雙方都是希望派自己人前去宣旨——顯然，大家都認為這件事是能夠和平解決的，因此這份功勞不能便宜了對方。
皇帝不免有些惱火，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道：“朕看他倆都不合適，讓魏國公去吧。魏國公乃是南京勳臣之首，他代朕宣旨赦免，更能昭示朝廷誠意。”
這下子雙方都不好反對，畢竟皇帝這話也有道理，魏國公的確是南京勳臣之首，是南京守備勳臣。平時代表天子祭祀太祖孝陵的幾乎總是他，現在代表皇帝去宣旨赦免暴動漕軍，他自然也是最有資格的。
不過這事看似公允，某種程度上來說實學派還是稍稍佔了一點便宜。因為魏國公家自從當年高務實幹涉了一次襲爵之後，對高務實可謂敬服，即便是在南京這種心學派大本營似的地方，也從來不敢和實學派唱反調。
此前江浙海商集團聯合起來與京華作對，魏國公就明確表示不摻和，導致整個南京勳臣集團最終都沒怎麼插手其間，從而使得京華的壓力小了許多——要知道，淮揚鹽商集團背後也是有南京勳貴集團支援的，所以南京勳貴集團原本與江南文官集團有某種利益聯絡，不說是一家，至少也算盟友。
南京勳貴集團面對高務實慫了，直接導致江南文官背後的金主江南商幫少了一大助力，這也是京華面對江南聯手排擠還能慢慢擴大在南方影響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刻皇帝挑中魏國公去宣旨，明面上是取了個非利益相關方的中立派，實際上這個中立派是有傾向的。不過好在勳貴畢竟是勳貴，魏國公即便拿到這次功勞，到底也記不到實學派身上去，心學派方面還能容忍。
說完了這檔子事，接下來就輪到查明倭寇來歷了。朱翊鈞對此事非常惱火，先是責令兵部必須切實行動起來，與關稅署一同去江浙沿海詢問各地船主到底有沒有看見倭寇從哪來；然後當著眾臣的面表示會讓錦衣衛另行調查，看漕軍集結於南京之事究竟如何洩露。
申時行與王錫爵都有些心頭打鼓，但對於此事，他倆身份雖然貴重，卻不好胡亂插手。畢竟剛才申時行的話已經表示海防問題是兵部的問題，而關稅署的確擁有巡海之權，配合這項工作理所應當。
至於錦衣衛……他倆能說什麼？難道事關重大洩密，錦衣衛還不能調查了？如果這種事錦衣衛都不能調查，那朝廷還要這錦衣衛幹什麼！
文官集團雖然歷來對於錦衣衛都沒有好感，但那主要是針對錦衣衛能奉旨抓捕文官，乃至於在詔獄之中對文官進行“殘害”。如此次這般針對洩密事件進行調查，而且至少名義上並非調查舒應龍本人，那申時行和王錫爵也就找不到反對的理由了。
實學派對此當然是歡迎的，畢竟這件事肯定與實學派無關，甭管最後到底是個什麼情況，總壞不到實學派頭上來。
不過一想到要海底撈月似的去調查倭寇從何而來，周詠還是覺得壓力山大。他做兵部尚書之前一直在北方遷轉，對於南方的“業務”實在不太熟悉，只覺得那大海茫茫的，要找出幾艘船從哪來，委實難以想象。
御前召對散會之後，周詠便和吳兌、梁夢龍商議求計。梁夢龍笑道：“此事本兵不必太過憂心，吳閣老自會幫襯你的。”
周詠對這話有些莫名其妙，梁夢龍見狀便告知他緣由，周詠這才知道吳兌之子在京華任職並主持寧波港，在江浙一帶海務方面擁有很大的力量。
周詠大喜過望，連忙向吳兌提前道謝。吳兌笑著攔住他，道：“幫是自然會幫的，這一點本兵不必掛懷，不過正如你所言，此事若果真是倭寇浮海而來直趨南京，那即便犬子盡力調查，也未必一定能查明……”
梁夢龍此刻卻微笑著擺手打斷道：“環洲公太謹慎了，我料環洲公內心也對這些倭寇的來歷有了某些猜測吧？”
吳兌卻沒笑，面色反而變得沉重起來，嘆息道：“不瞞鳴泉兄，我倒希望自己猜錯了。”
梁夢龍笑容一僵，也不禁有些感慨，頷首長嘆，道：“也是。”
惟獨周詠聽他們打了半天啞謎卻一頭霧水，左看看右看看，終於一下福至心靈，驚道：“難不成……有人假扮倭寇？！”
梁夢龍看著他，苦笑道：“算不算假扮，這卻不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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