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皇帝的金口玉言親自催促，高部堂還是很給面子的。次日一早，由戶部尚書高務實領銜主筆、兵部尚書周詠聯名附署遞呈的《為遵聖意紓民困省耗費請革新驛站並議郵傳諸事疏》便送進了內閣，簡稱《革新驛站疏》。
當日內閣的主筆閣臣恰好是首輔申時行，他一看到這道《革新驛站疏》居然寫了洋洋灑灑兩萬餘言，立刻就知道正戲來了。申元輔飛快地把這道疏文自己先看了一遍，看完後深吸一口氣，閉目思索了一下，立刻派人將王錫爵找來議事。
沒錯，此前的“廢除糧長制”風波正是由王錫爵提議、申時行拍板，然後兩人合作暗中推動的。目的當然毫無疑問，就是針對高務實。
申元輔值房之中的其他人早已被請了出去，整間房裡只有他一人，雍容平和地端坐不動，真個是宰相氣度。
王錫爵進來左右掃了一眼，面上露出微笑，道：“看元輔這架勢，想是高日新終於肯應戰了？”
“嗯。”申時行點了點頭，伸手虛做一個請式，道：“元馭兄請坐。”
王錫爵道了聲謝，自行落座，又問道：“不知我所預料的那上中下三策，高日新是選了哪一策？”
“如我所料，高日新選了上策。”申時行微微一笑：“元馭兄，我記得你此前剛剛回京入閣的時候，我便和你說過，高日新雖然年輕，但他在十幾年前就表現得如同一隻老狐狸了，你若只把他當做小狐狸看，那是真要走眼的。”
王錫爵聽了申時行的話，居然也沒有太意外，頷首道：“元輔所言甚是。這一次他都能放棄下策與中策，可見此子不僅聰慧，而且極有定力。
不瞞元輔，我曾以此策問及犬子，讓犬子站在高日新的立場來思考如何應對我所設計的這一局面。當時犬子先想了一會兒，回答正是下策。我又指點了幾句，犬子再三思考，也才想到中策。”
王錫爵嘆息一聲：“非是錫爵自誇，犬子論讀書還是不錯的，可惜在這些事上與高日新一比，兩相差距實不能以道理計。”
王錫爵之子王衡曾獲順天鄉試第一名解元，因為有人嫉妒，汙衊此次考試有舞弊情況，王錫爵一怒之下當眾表示自己退休之前兒子不再應試。所以歷史上王衡是在萬曆二十九年才再次參加科舉，一考便是第二名，與乃父當年一樣成為榜眼，同時為自己當年的解元正了名。
此刻王錫爵說他“讀書還是不錯的”，那真不叫自誇，甚至還太謙虛了點。不過，王錫爵評價他在政治上的水平不行，從其只想到“預定三策”中的下策，甚至經過指點也只想到中策來看，似乎……也不算妄自菲薄，基本就是事實。
不過申時行還是勸他看開點，苦笑道：“令郎尚未出仕，不知宦海兇險，能想到下策已經不錯了。犬子入仕經年，我同樣也以此計考他，他想了一整晚，也不過想到中策。”
王錫爵搖了搖頭，道：“我所料之下策，是以京華之雄厚財力，強行接下各地糧稅及金花銀之解運。此策之中所包含的考量與權衡，在於京華是否能夠接得下此事，以及接下此事之後所造成之影響。
犬子當時報了幾個數，大概意思便是京華只需要投入天津、上海、寧波三港或最多再加上廣州港在內四大港之年入，便能接下此事。在他看來，能夠接下如此重任，實在是為朝廷、為皇上分憂，必能讓皇上高看，從此倚重更甚，善莫大焉。
而後我便提示他說，倘若京華一力掌控天下財賦之轉運，朝廷一舉一動都要仰仗其力，則天下之權究竟在誰？”
“犬子被我問得怔住，好半晌才回過神來。”王閣老嘆息一聲，道：“然後他又說，既是如此，那便接不得這個差事，不如發動言論，以祖制不可輕易而推脫。
另外他又說，江南等地自一條鞭法施行之後，解運糧稅變成了解運金花銀，為各地糧長省去許多麻煩和耗費。是以大可繼續將一條鞭法推廣天下，待到兩京十三省都只需糧長們解運金花銀，這耗費自然也就下來了，糧長之制也就勉強還能繼續維持……呵呵，委實天真。”
申時行無奈道：“小輩尚難擔當重任，我輩除了悉心教導，又能如何？”
說完這話，申元輔自嘲似的搖了搖頭，又道：“不過話說回來，這中策雖然有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之患，但若是為免朝局動盪而考慮，其實倒也算是一次太極推手。此策雖不治本，好歹也能治個標，俟得將來格局變化再做打算，本也不能說錯，還算是慎重之謀了。”
“慎重之謀？”王錫爵從鼻孔裡發出一聲冷笑，森然道：“高日新若只如犬子這般能耐，漫說是挑了下策，便是挑了這中策，我都有至少三種辦法讓他威信掃地，不僅在皇上眼裡大失能臣氣象，在實學派內部也要被許維楨、沈仲化抓到機會，狠狠地打擊一番。
說不定到那個時候，高日新便要丟了他那‘天下文膽’的虛名，也將再不復‘三代首輔之所望’的地位！若能如此，我心學內部至少便能得數年喘息之機，遴選後進、著重培養，將來再與實學相爭，便不愁無人能繼了。”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申時行露出一臉苦笑，嘆息道：“可他畢竟是高日新啊。元馭兄，他是八歲便做了太子伴讀的人，到如今其實差不多已經出仕二十年了，豈能把他看做那些不及而立之年的新科士子？”
王錫爵眉頭一挑，問道：“那麼這位‘老臣’此番到底是打算如何應對？可是如我所料的那樣，拿驛站出來頂替京華如今在解運諸事上的用處？”
“他麼……算是吧。”申時行點頭道。
王錫爵這次總算笑了起來，道：“好，好，好。雖然他這麼做逃過了最大的陷阱，不過用驛站取代京華的船隊馬隊，一來是他京華依舊要損失一筆收入，二來那驛站之事涉及甚廣，要協調好可不容易，咱們有的是辦法繼續給他製造麻煩。
只要麻煩一多，縱然他生了一顆比干般的七竅玲瓏心，也免不得會有忙中出錯的可能，到時候……哼！”
申時行看來卻沒王錫爵這般樂觀，他皺著眉頭，揚了揚手中的那道奏疏道：“驛站之事自然是牽涉甚廣，不過從他今日這道奏疏來看……他似乎並不怕牽涉甚廣，甚至還有些生怕牽涉不夠廣似的。”
申元輔說著，把手中的奏疏朝王錫爵遞了過去。
“哦？”王錫爵的表情看來有些意外，微微皺眉接過奏疏，道：“我且看看。”申時行點頭道：“元馭兄請自便。”
王錫爵看這道奏疏看得十分仔細，不僅一字不漏，而且時不時還會沉吟不動片刻，甚至倒回去再看上文。
申時行的耐心極好，完全對得起“首輔氣度”四字，從頭到尾一言不發，別說催促了，就連多餘的動作和聲音都沒有半點。
好不容易等到王錫爵看完奏疏，申時行依舊不曾主動開口詢問，而只是看著王錫爵面帶思索地將奏疏放在一旁。申時行面色如常地看著他，等他先說話。
誰知道這次王錫爵竟然一反常態，沒有一上來就論及己方的應對之策，反而捻鬚誇讚道：“倘若不問立場，高日新以其魄力才幹而言，誠可謂不世之王佐。”說著，用手指點了點被他放在案上的奏疏，再次讚道：“如冰之清，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褻。”
申時行沉默了一下，輕聲道：“惜非同道。”
王錫爵面色一滯，幽幽長嘆，道：“是啊，惜非同道。”
他方才所贊高務實的“如冰之清，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褻”乃出自曹植，是曹植稱讚荀彧的話，出自其《光祿大夫荀侯誄》。
曹植當時的原句是“如冰之清，如玉之絜(潔)，法而不威，和而不褻，百寮士庶，歔欷沾纓，機女投杼，農夫輟耕，輪給輒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顯然這是曹植在荀彧去世之後寫來紀念和讚頌他的，性質上屬於蓋棺定論。
以王錫爵當年三鼎甲級別的學霸當然知道這一點，但他偏偏用這樣一句對荀彧的“蓋棺定論”用在年紀輕輕的高務實身上。
考慮到他說這句話的語境不像是反諷，那隻能說明他看完《革新驛站疏》之後，是真的被高務實的舉動震撼了，所以才有這樣過分的誇讚。
在後世，連諸葛亮都有人質疑，反倒是對於曹操陣營的荀彧，幾乎所有人都不吝贊其一句王佐之才，可見其才能之高，品行之正。大明以降，除了紅朝首任總理之外，怕是很難再找出這樣一塊無暇之璧。
不過，要說王錫爵忽然之間對高務實評價如此之高的原因，還得先說一下他之前提到的驛站之事“牽連甚廣”的根源。
大明驛站的建立、平時的制度、出現的問題等，本書前文已經提到過[注：參見本書卷二，冠京華，第045章，諭德上疏]，此處不再贅述，且說幾點尚未提到的。
早在元朝的時候，驛站叫做“站赤”，有馬、車、牛、驢、船、狗、轎等多種方式，馬匹是最主要的，牛、車、船亦為數不少。
種類一多，管理起來就很麻煩。於是朱元璋把元代繁瑣的驛站分類進行簡化和歸類，將馬站、船站合為水馬驛，牛、騾、驢、駝這些大牲口和運夫單獨析出，設為遞運所，再加上從元朝繼承而來的急遞鋪，此三者便組成了大明驛站的三大部分。
那麼，明代的驛站是歸屬於哪個衙門管理呢？這就要說到一個很殘酷的現實了。大明沒有“高官”的轉運部門，宋、金的轉運司在明朝是不存在的。
結果就是明代解運物資，是以州縣為單位。這屬於明代財政制度的一個方面，此處不做過多解釋，只說一點：這個現實存在，導致了明代驛站三大體系是直接隸屬於中樞的，而具體來說，屬於兵部車駕司。
大明廢中書省而權歸六部，兵部理論上是歸皇帝直接領導的，兵部車駕司掌鹵簿、儀仗、禁衛、驛傳、廄牧之事。也就是管理皇帝儀仗、車駕，同時管理驛站系統。
而地方的驛站，管事的叫驛丞，衙門是掛在州縣衙門，所以驛丞往往也算在州縣的官吏裡，驛站的辦公經費是從州縣財政裡調撥，所謂“支直於府若州縣，而籍其出入”是也。
但是大明的正稅並不包含這一項，所以對於驛站的經費，是要單獨徵收的，這在後世有個專用詞叫“攤派”。比如說，這一年驛站一共花了一千兩銀子，本縣有五千戶人口，那就是每家攤派二錢銀子。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以上是驛站整體的情況，但光說整體不能深入問題的複雜性，還得單獨具體的說一下這三種體系。
水馬驛前面說了，分為水驛、馬驛，水馬設驛往往遵循一個原則就是，兩地之間正好是一天的路程，這在高務實初任廣西巡按御史的時候就提到過。
也就是說，你今天一早從這個驛站出發，走一天，到下午的時候肯定能趕到下一個驛站。這兩地之間的距離，馬驛是六十到八十里，水驛是一百到一百二十里。這個時代騎兵部隊每天行進速度一般是在七十里(不考慮特殊情況，比如精銳騎兵脫離輜重奔襲等)。
在沒有改變主要交通工具的前提下，這個速度一直到後來抗戰的時候仍是如此，而驛站同樣遵循這個原則。
急遞鋪起源於宋，在宋朝叫“急腳遞”。金、元沿襲了這一制度，並在元朝發揚光大，正式成為制度。明朝也繼承了元代急遞鋪的制度，並將其再次發揚光大。
元代急遞鋪之間的距離尚不固定，“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則設一鋪”，而明代則在洪武元年正月建國的時候就出臺規定：“急遞鋪，凡十里設一鋪”。
實際操作中，限於地形因素，當然也並非真的就如此整齊劃一，但多數還是遵循此規定的。後世很多地方有一些地名，比如叫八里鋪、十里鋪、十八里鋪、三十里鋪之類的，大多都是這種急遞鋪的歷史遺存。
遞運所則是大明首創，其實就是把元代站赤中的牛、騾、驢、駝等幾種站單獨析出而設。前面說了，大明沒有省一級的遞運部門，所有的解運都是以州縣為單位分開遞運。
明初的時候就是如此，是以各地衛所的駐軍來運送，後來朱元璋覺得這樣容易影響地方戍軍的戰鬥力，所以就單獨設立了一個體系叫遞運所，每個城池一處。
而平時所說的驛站，一般往往單指馬驛，或者頂多加上水驛，而實際上並非如此。首先要說明的一點是驛站體系屬於國家、朝廷，其設定的初衷就是為朝廷服務，可並非是為社會提供便利的，因此此時的驛站本身是不允許個人使用的。
大明的水馬驛，主要作用是接待往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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