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心忡忡的不止高務實和他身邊的人，心學派、實學派、中立派，有一個算一個，都因為昨天皇帝那道“誥命”而提心吊膽，隨著今日皇帝與內閣閣臣的陛見，第一支靴子已經落地了，但大家顯然都在等待靴子落地的第二聲。
靴子落地是一個寓言故事，在高務實魂穿大明之前經常在各種媒體看見這個詞。這個故事說的是從前有個老人的臥室樓上住著一位年輕人，年輕人往往深夜歸來。進房脫下靴子，往地下重重一扔，嘭噹一聲，聲震全屋，把樓下老人從夢中驚醒，接著又嘭噹一聲，另一隻靴子又重重落地，而老人這才能輾轉反側又重尋夢境。
久而久之，老人形成了條件反射，每晚都要等到兩聲響過之後才能入睡。有次老人實在忍無可忍，就上樓向年輕人提出抗議。年輕人這才知道自己隨心所欲的舉止傷害了別人，於是滿口答應今後改正。
第二天晚上，年輕人依舊深夜回房，又是“嘭當”一聲，一隻靴子落地了。老人忍住怒氣等待著另一隻靴子落地，可是左等右等，再也沒有聲息，但又不敢安睡，生怕忽然“嘭當”一聲不期而至。
但這一聲始終不曾想起，老人一直熬到天明，整夜失眠。當他滿腹狐疑地上樓查問，才知道原來是年輕人照老習慣扔下一隻靴子後忽然想起老人的抗議，趕緊把第二隻靴子輕輕地放到地上，沒有發出一絲聲響，卻不料反而害得老人一宵失眠。
後世，在政府很多重大決策出臺以後，媒體經常使用“靴子落地”這個詞來形容，它是什麼意思？事實上“等待靴子落地”是一種急切、觀望的心理。
在一項新政或經濟指標出臺以前，人們對該項政策或業績已經有了預期，比如說最敏感的就是表現在金融市場上，即對證券的提前買賣，造成效應的提前釋放。於此以來，反而在新政正式出臺後可能造成政策或經濟結果與政策所依據的理論相背離的現象。
眼下的朝廷百官就處於等待靴子落地的情況下，前前後後可以簡單地捋一捋：
最開始，就是皇帝在不經內閣的情況下，忽然以誥命形式宣佈設立定南都護府。這件事最大的問題有兩個：一是誥命本身繞過了內閣，造成內閣的巨大尷尬——請注意，這絕不只是面子上的尷尬，實際上它代表的是內閣地位嚴重動搖。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理解，那就是皇權試圖繞過文官集團事實上的最高議政機關直接下達頂級行政指令。
那它如果成功了，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內閣被皇權徹底架空，意味著內閣所實際領導的文官集團大大小小衙門從此不再具備任何程度的“議政權”——更別提決策權了，它們將只剩下執行權。
眾所周知，文官集團在大明開國時期本沒有什麼議政權，幾乎所有的大事都由太祖、成祖這兩位強勢皇帝一言而決，在經過長期時間發酵和一系列變故之後，文官集團才逐漸爭取到一定的議政權，以及在極個別時期(如皇帝年幼、絕嗣等)代替皇權行使決策權的權利和地位。
須知中國的君主制在儒家思想下從來就不是也不該是皇權操縱一切的，這個問題早已有過說明，故不贅述。簡單表述就是：在儒家思想下最完美的制度，是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你這皇帝不能真的去做“獨夫”。
故而，文官集團絕對不能容忍這種局面出現。而這，也正是近些年來內閣頭一次不分派系，全員叩闕請辭以威脅皇帝的原因所在。同樣，也正是高務實連誥命都不得不堅決拒絕的原因所在。
什麼叫“沒有人能背叛自己的階級”？這就是了。
你又不是皇帝，那你背叛自己的階級去和皇帝共情，你是不是有病？但更關鍵的是，你有病不打緊，問題是你的所作所為如果害了你同階級的所有人，那你這就是自絕於“人民”啊！
因此高務實當場拒絕領旨，因此內閣集體叩闕請辭。
定南都護府是不是該設？不重要！至少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朝野上下都認為皇帝不能繞開內閣下達誥命！
前者只不過是具體的事務，甚至還只是一件不涉及大明核心區域“兩京十三省”的“番邦事務”。所以它是設立都護府也好，都統使司也罷，或者節度使什麼的都無所謂，至少在“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這個根本大事面前，它不值一提！
好在，皇帝雖然在當天拒絕接見內閣諸位輔臣，但到了次日，也就是今天上午，他還是接受了閣臣們的陛見，據說認真地聽取了各位閣臣的諫言，並且表示願意收回成命。
事情這就完了嗎？沒有。因為皇帝也不願意自食其言，他當時實際表達的態度是：理解內閣拒絕附署，理解六科駁回誥命。
誒？這好像是一回事啊，不都是收回成命、誥命作廢嗎？
不然，這完全是兩回事。如果是皇帝自己收回誥命，意味著他承認這件事是他這個皇帝徹頭徹尾的做錯了，所以不得不主動撤回。
但他沒有這樣做，他只是表示理解內閣拒絕附署，並且暗示六科可以駁回這道誥命。這種方式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皇帝還是很重視祖制的。你看，祖制允許內閣在不同意誥命時可以拒絕附署，現在內閣這麼做了，朕就承認了吧？
你看，祖制賦予了六科封駁聖旨的特權，現在六科這麼做了，朕也承認了吧？
朕是很尊重祖制的啊，是很尊重天下臣工的啊！
這樣一來，他既避免了身為皇帝卻朝令夕改、自食其言、自損威望的舉動，又表達了對文官集團的理解和尊重，簡直完美操作。
可是，正因為皇帝在閣臣全體叩闕這種巨大的政治壓力下還能進行完美操作的表現，讓京中百官都越發緊張起來。因為這意味著兩點：一，皇帝早有預謀，早已料到內閣的反應，同時也早已有了應對之策；二，皇帝對於這些原本是文官集團最為擅長的政治手段已經爐火純青。
那麼在這兩點基礎之上，再考慮一下這位皇帝的性格，百官立刻意識到：此非穆廟，此乃世廟再臨也。
先帝隆慶是個“好欺負”的皇帝，雖然他在位期間奠定了很多大事的基礎，完成了諸如俺答封貢、開海開關之類的壯舉。然而單從他的統治風格而言，他是個“好欺負”的，文官集團從來沒有認為他對自己造成了什麼威脅。
沒錯，他是很依賴實學派、依賴高拱，可實學派也好，高拱也罷，那也是文官集團的一個部分啊！穆廟依然是按照文官集團所希望的那樣放權給文官集團在統治啊！
但今上現在的表現卻不同了，他搞出“設立定南都護府”一事，連預定的都護高務實本人都不知道訊息，而且還把內閣及高務實本人的反應早已預計好了，不慌不忙地接下了大臣們隨之而來的招式，並且在此過程中達成了他想要達成的全部目的。
他不是真的打算現在就設立定南都護府，結果定南都護府果然沒成，而他卻透過此事明確地在全天下面前為高務實畫了個餅。
這個餅在理論上絕對符合文官集團的理想：功懋懋賞。
然而事情沒有這麼簡單，文官集團在面臨皇權威壓時的確團結一致，但在皇帝偏向某一方進行恩賜之時，卻是會引起其他人嫉妒的。因為嫉妒，就會反對，哪怕反對不成，也會時刻盯著，準備挑錯。
換句話說，皇帝這樣來一手之後，所有人都知道皇帝要把南疆整個“賜封”給高務實了。這個情況，實學派其他人怎麼想還不好說，但很顯然心學派絕對不會高興，其他中立派沒準也開心不到哪去。
不高興，不開心，那就要挑刺啊，要找麻煩啊，而這些的前提都是要對高務實的一舉一動實行更嚴密的監視，甚至對南疆的一舉一動也要加強監視，爭取發現問題。
這樣一來，高務實就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南疆也不敢有任何輕舉妄動，而皇帝不費一兵一卒就完成了對大局的掌控。
與此同時，他以完全符合祖制的方式“收回成命”，把自己的威望損失降低到最低——其實甚至沒有降低，因為大明朝的皇帝連被噴都是常事，除了“二祖”之外，有幾個皇帝不曾被內閣、六科等封駁過聖意？
但他這麼做，偏偏又繞回去解決了內閣要挾他的根本理由，即皇帝不遵祖制，無視內閣等等。
這位皇帝已經擁有了世宗嘉靖帝一般的權謀手腕，且他手裡的牌遠遠超過繼位初期的嘉靖帝。這個威脅對於文官集團而言有多大？
難以估量，但至少王錫爵認為，皇帝不會虎頭蛇尾，這一次權謀的應用必定還有一個更明顯、更一目瞭然的直接結果，而這個結果……他認為多半會落到自己頭上，或者說心學派頭上。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皇帝不肯“早正國本”，而心學派偏偏是號召“早正國本”的主力，所以在這件事上，皇帝對心學派肯定是不滿的。
固然，王錫爵很清楚，在實學派——尤其是實學派高黨——掌握著朝廷大多數重要事權之時，皇帝幾乎不可能把心學派打壓到底，而一定會保留著心學派的架子，交於他們一些重要的監督權，以確保實學派不失控、朝廷不會變成實學派一言堂。
然而，作為心學派的兩大柱石之一，他還是要不斷的試探皇帝的底線，即皇帝心目中對於“朝中平衡”的判斷標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為心學派取得更多的權利。
至於他堅持早正國本，這件事倒不只是鄭皇貴妃之流所想的那般膚淺。早正國本這事其實對王錫爵而言，個人利益並不大，了不起就是當時取得一些聲望。
他這麼做真正的原因，是滿足心學派的政治需要：心學是道德實學，若不堅持道德正確，那就完蛋了啊！根子都爛掉的樹木還能存活嗎？
這就好比實學派若是不能做事，或是做出的事情什麼都改變不了，朝廷該窮還是窮，該打敗仗還是打敗仗，那它實學派不也得完蛋嗎？
什麼叫政治正確？這就是了。政治正確古往今來任何時期都有，絕非後世專享。
米帝白左難道不知道縱容某些族群會導致很多嚴重的社會問題，乃至於經濟、文化、政治、軍事等各個方面的問題麼？他們當然知道，但是他們如果不繼續堅持白左、堅持聖母下去，他們自己搞不好就先完蛋了！死道友不死貧道啊，對立黨派的威脅可比國家衰敗的威脅大了去了——這個道理看看明末的東林黨就知道。
一個即將沒落的政權從來都有相似的麻煩，即“我知道問題在哪，但我不能去改變，因為我一旦去改變，首先我自己就完蛋了”。
這個道理，後世有學者總結為利益集團糾纏壓制下的“不可作為”。就好比原歷史上明末的“江南士紳抗稅(不一定都是暴力抗稅)”，明末根本解決不了，因為大量當權派都是江南利益集團的人。
到了韃清初年，這件事得到了暫時的結果，但原因是當時的韃清上層統治階級與江南士紳沒有多少利益糾葛，江南不交稅損失的是他們的利益，故他們能毫不客氣地打壓。某位榜眼僅僅因為一文錢的欠稅沒有補齊，就被革去功名，以至於世人言“榜眼不值一文”。
然後呢？到了韃清中後期，江南抗稅再次成為主流，並且宣告搶救無效：因為那個時候的上層統治階級和江南士紳的利益已經捆綁住了，不可能對自己動刀。
實學派之所以能強行在江南清丈田畝，一方面是託了海瑞的福，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高拱不是江南出身的首輔。之所以能在江南征收商稅也是同樣的道理——高務實領導的是北方商業聯盟，又不是南方商業聯盟，他壓制南方豪紳富商毫無心理壓力。
而且本身高務實作為一個在此時代歸屬感比較有限的穿越者，他對於國家利益的看重遠高於這個時代的任何人，因此他帶頭繳納了大量稅收。
北方商業其他巨頭們衡量利弊之後發現，即便繳稅也還是跟著高務實賺得更多，於是也只好認可了繳稅。在這種情況下，南方商幫拒絕繳稅的合法性也幾乎消失殆盡。
所以，能在大明已經建國兩百多年、各種利益集團錯綜複雜的情況下完成這麼多改革，不客氣的說，無論是歷史上的高拱、張居正，還是這個時代的高拱他們那一輩，都只能開個頭，多半不可能徹底。
只有高務實才有這個能力，因為他既可以帶領旁人創造和收穫更多財富，又能夠以超脫時代侷限的層次來放棄一部分原本可以自己獲取的利益。換了旁人，這兩點總有一點做不到，然後就只能半途而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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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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