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有個特點，就如太極陰陽魚一樣，總能把一件事看出正反兩面。漢人常說“事在人為”、“人定勝天”。可與此同時，漢人又有一說，叫做“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亦或者“天命難違”。
努爾哈赤堅持“事在人為”，心裡想的大概是“人定勝天”，不過在原歷史上，當他自立反明之後，卻又以“天命汗”自居。可見不管是誰，隨著自己的身份的轉變，思想、立場等也會隨之變化。後世人所謂屠龍者終成惡龍，大抵便是這般道理。
但此時的努爾哈赤還遠遠談不上惡龍，甚至未必稱得上屠龍者。他不過是在龍威籠罩之下既戰戰兢兢又想方設法猥瑣發育的區區“虜酋”罷了。若不是建州兵能戰，甚至在虜酋裡都排不到太靠前的位置。
五萬丁口，能有多大能耐！
而原歷史上的努爾哈赤是怎麼湊足人口的？有兩個關鍵：一是女真統一戰爭的勝利，讓努爾哈赤把女真各部的人口全部納入麾下，當時女真總人口大概在八十七萬左右，雖然在統一戰爭之中損失掉了一些，但剩下六十萬應該有。
二是大明自己送給女真很多人口。這件事的關鍵就是歷史上所謂的“高淮亂遼”事件。當時李成梁二度鎮遼，而大明因為三大徵的巨大損耗，朱翊鈞開始到處私派礦稅太監，高淮就是被派往遼東的那個。
此人在遼東橫徵暴斂、亂搞一氣，而李成梁非但不制止，還與高淮同流合汙，最終鬧得大批遼東漢人無奈投靠女真，其中建州尤多。多到什麼程度？當時努爾哈赤建都界藩城，“城外漢人男女絡繹往來，半於胡”——漢人佔了一半。
到了皇太極時期，他更加重視人口問題。從他繼位到駕崩，十七年間五次入關侵入大明內地，每一次都以掠奪人口財物為主要目的，甚至明確下令“不攻城池，只在各村堡劫掠”。
如崇禎九年五月，皇太極派阿濟格等領兵出戰，俘人畜十七萬九千八百二十，生擒總兵巢丕昌。
崇禎十二年三月，清軍渡運河，攻破山東濟南府，克城敗敵，俘人口二十五萬餘，四月凱旋。
崇禎十五年，皇太極發動了生前最後一次入口之戰，最終打到山東兗州。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敗敵三十九處，獲黃金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銀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俘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口及牛馬衣服等物。
所以說，女真人口不足的問題，一直被後金、韃清高層當做關鍵大事在重視，而掠奪漢人則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
相比於直接的軍事征服，高務實更希望解決根本問題。如對遼東女真的統治或說羈縻，高務實就一貫認為“打鐵需得自身硬”，如果單憑遼東本地的實力就能碾壓女真全族，何至於會搞成歷史上那樣？
改革鹽場也好，興辦鐵廠也罷，這都是在強化“裝備”，屬於外力。更關鍵的其實還是內力，也就是人。要知道，此刻遼東的漢人也不過就是百餘萬上下，面對現在諸部爭雄的女真還能分而治之，萬一女真要真是統一了，遼東其實也談不上什麼絕對優勢。
所以這次高務實在決定要把建州女真再次分割為左右兩衛的同時，也在考慮另一個更加根源的問題：有沒有可能向遼東疏散人口，既緩解內地的土地兼併問題，又夯實遼東本身的統治能力？
他在傳令給高逸民之前曾經反覆推敲、仔細論證，認為這麼做還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效或許不如清末民初“闖關東”那樣成功。
首先要說明的一點是，大明接手的大元基本盤，是滿目蒼夷，百業待興的。當時整個北中國在元末幾十年的韓宋起義，群雄拉鋸的情況下已然是打成了一片廢墟，連陝西山西等傳統中原漢地都已經成了原始森林，更別提千里之外的遼東半島。
由此，在初步統一中國後，大明開始了中國移民史上最後一次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移民。某種意義上來說，洪武大移民可以算是漢唐以降，漢族對傳統漢族地區的再殖民化以及再次實土化。
在大明建國之前，唐末五代之後，漢族在這段衰落低潮時期，表現得實在難堪：丟了燕雲，丟了河南，丟了河北，丟了河西，丟了寧夏，丟了河套，丟了越南……到最後衣冠南渡，依舊難逃，蒙古大軍的旗幟甚至插到了爪哇島，讓人情何以堪！
而在東北，在公元四世紀西晉開始，就丟了兩漢時期的朝鮮四郡，也丟了遼東。除了初唐時期短暫的軍事佔領之外，安東都護府一撤再撤，從平壤撤到遼東，再從遼東撤到遼西。
盛唐開元初年時，太宗、高宗兩代人的心血便付之東流，滅亡高句麗的成果被新羅竊取不談，遼東亦成為渤海國的勢力範圍。再後來安史之亂，連河北三鎮都不能控制的大唐，又談什麼復遼東，金甌全？
以上這些時間加起來看，遼東這片土地，漢族中原王朝大概已經丟失一千多年。
當大明軍隊克復燕雲，水陸兩道再次登上遼東之時的的感觸，恐怕不比“西域一別一千年，再見已是伊SL”的物是人非差多少了。而大明，就是在面對闊別一千多年的漢唐故土，在毫無統治基礎條件下，開始了對東北的經營。
事實上在明初，洪武年間不僅對遼東進行駐軍，也同時進行了移民。移民主要以軍隊、流放的犯人、罪官為主，大體上跟漢唐對西域的經營類似。
然而情況很奇怪，直到到萬曆末年，努爾哈齊起兵前，遼東人口的增長幅度一直不大，甚至在某些時期不升反降。高務實覺得大概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遼東自古以來生存條件惡劣，明初時人就直言不諱的說遼東三面皆敵，女真、朝鮮、蒙古環繞，一定是兵戈不斷。
二是衛所軍屯制度在宣德以來的崩壞，世襲軍官吞併屯田，喝兵血，吃空餉，士兵大量逃亡已經成為普遍現象。
三是永樂年撤大寧，宣德年撤開平(高務實現在的開平就是這個開平撤過來的)，再經歷土木堡之變後，大明由積極防禦乃至主動進攻的國防政策變為消極防禦。遼東與中原的聯絡在嘉靖年間，北方蒙古諸部徹底在漠南站穩腳跟後，路上通道事實上只有遼西走廊，遼東失去屏障，間接成為孤地。再由於遼東凹字邊牆修建，其戰略空間也被鎖死在半島。
四是終大明一世，即使在強勢的洪宣時代，也未能真正如同韃清一般統治蒙古，雙方一直處於且戰且和，若即若離的關係，由此遼東歲歲有戰，歲歲不寧。
五是遼東在大明遷都北京後，徹底定位成為京師吸收傷害的緩衝區，加劇了遼東四戰之地的情況。
回到明初遼東，前面說明初遼東的環境，三面環敵，女真、朝鮮、蒙古，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由此大明當時對於東北的經營也是針對這三者的行動。
在洪武時期，朱元璋一度打算重設元朝遼陽行省，直接實控東北，但是隨著北元昭宗繼位，不僅聯合了西北元朝宗王，而且聯合王寶寶部，在漠北站穩腳跟，同時與大明在漠南進行拉鋸、拆塔等中小規模戰爭；在東北，北元所屬吶哈出屯兵二十萬，對明遼東虎視眈眈。
對此，朱元璋在鞏固和發展了明朝在北方的國防，堅壁肅野，透過北方五省移民，休養生息，有所恢復後，便在此基礎上不斷派遣大將對北元進行掃北清漠戰爭。
當然朱元璋也從未放棄過和平解決的努力，只是在元昭宗拒絕與大明和平共處後，也只有武力解決一種途徑了。最終在藍玉捕魚兒海大捷之後，徹底擊潰北元中樞，天元帝脫古思帖木兒在逃亡過程中被殺害，由此北元瓦解分裂。
在此之前，大明軍隊亦透過金山之戰降服吶哈出，同時招撫兀良哈部落取得一定成果，透過設定三衛，使其成為遼東屏障。
事實上，此時大明在北方只有幾個大據點和零星的堡壘烽火，後世的九邊體系徹底落實，得等到嘉靖時期。同時，明長城初步完成也是在嘉靖時期。此為蒙古方面的情況。
在朱元璋致力於解決蒙古問題的同時，大明與朝鮮在東北亞的爭端日漸激烈。在十四世紀晚期，隨著元末紅巾軍起義，半島高麗趁著中原大亂，擺脫了元朝的控制，接著積極推行北進政策，使得高麗北界從大同江推行到鴨綠江沿岸。
等到大明進軍遼東時，高麗不僅已經在鴨綠江沿岸建立起穩固統治，而且開始跨過鴨綠江對女真部落進行招撫工作。等到大明要對原元朝在半島北部的故地設定衛所時，高麗為了鞏固成果，甚至插手遼東事務，不惜發動戰爭。
此時，高麗大將李成桂在行軍途中發動政變，奪得了高麗大權，後來直接建國朝鮮。但是新生的朝鮮政權繼承了高麗時代的北進政策，包含著對東北地區的覬覦之心。
這裡要注意的是，彼時的朝鮮可不是萬曆援朝時期的所謂人畜無害的小中華，那會兒它甚至堪稱東北亞小霸主，對遼東有著致命的威脅。
面對新生的朝鮮政權，朱元璋幹了幾件聰明事。首先是以宗主國大義，始終不給予朝鮮正式封號，終洪武一世也沒有對李成桂進行正式冊封，只給了一個“權知高麗事”——名義上李成桂依然是臨時工加篡位權臣，名不正言不順，導致朝鮮立國時期的尷尬局面。
其次朱元璋以宗藩體系下的朝貢貿易，對朝鮮在元朝留下來的戰馬資源進行不平等貿易，或用以物易物方式，或強行讓朝鮮貢馬，掠奪朝鮮的戰馬。
由於大明在雙方貿易中處於絕對優勢地位，壟斷了戰馬定價、交易方式，所以經過長期的不平等貿易，朝鮮戰馬的質量和數量大幅度下降，再也未能恢復朝鮮初期的盛況。這一點本書前文有述，這裡不再重複細節。
再次，朱元璋對朝鮮進行技術封鎖，戰略資源儘量卡死。比如如火藥配方、造炮技術，以及朝鮮弓弩所需牛筋等，要麼限制，要麼不給。總而言之，就是盡一切可能透過非戰爭手段削弱和制約朝鮮。此為朝鮮方面的情況。
那麼女真方面的情況呢？朱元璋對女真地區進行過招撫工作，但是由於洪武年間主要針對蒙古和朝鮮，大規模招撫女真工作得到永樂年間。洪武年間對女真地區的招撫，幹得還不如半島上的朝鮮政權，但是也是因為洪武年間長期削弱朝鮮，也使得朝鮮止步鴨綠江南岸，再無實力進圖東北。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大概在洪武后期，大明基本解決了蒙古在東北的襲擾，加上削弱朝鮮軍力取得不凡成果，對於女真的招撫團結工作也就開始落實。
在這個問題上，朱元璋基本上做到了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可遠比他的經濟工作幹得好。永樂年間大明對女真地區設定奴兒干都司，大規模進行招撫工作，基本解決女真問題，對蒙古放棄洪武時期漠南實土衛所和羈縻衛所並用政策，全面推行羈縻虛土，並五出漠北，三犁虜庭，延續洪武積極進攻的態勢。
接著重新溝通因為靖難之役失去聯絡的兀良哈三衛，對朝鮮除了堅持洪武時期的技術封鎖、物資限制、買馬等必要措施外，另外放棄與朝鮮爭議的鴨綠江以南地區，專心經營女真地區。
此時本可以作為大規模移民遼東的黃金時期來看，但是永樂時期的大明，跟初唐高宗時期很類似。透過繼承前朝苦心經營成果，秉承中國特色的宗藩天下觀，以羈縻為主，強大的軍事打擊為輔，加之經濟控制，將自身疆域勢力範圍擴張到極致。
但是，與初唐府兵制崩潰也很類似，明初衛所制度崩潰，大多數地區要麼事實上放棄，要麼擱置。同時還面臨人口不足，關內如雲貴地區，湖廣地區尚且沒有飽和，也沒有太多精力把遼東放在首位。
明初永樂移民困境在於，一是靖難之役抽空了洪武年間在漠南的軍力，大寧都司在永樂初也是名存實亡，索性內遷。即使蒙古部落因為明初強大的軍事威脅，不敢南下穩定遊牧，形成了真空區域，卻也讓移民過程中沒有保護和策應的據點。
明中後期即成化到萬曆時代，主要困境跟明初相反。有足夠的人口，但是國家執行力下降，衛所制崩潰。薊遼宣大邊軍的實力，相比建國之初都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守土還算湊合，拓邊基本做夢。
尤其是萬曆時期還趕上了三大徵，贏雖然是贏了，但打到後來幾乎也算是打空了家底，再想著什麼擴張，已經完全沒有這樣的力量。
然而高務實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局面，也讓他覺得移民遼東有了實力基礎。
首先蒙古問題已經解決了一半，另一半隻要再過三四年，大機率也能解決；其次朝鮮問題不復存在，此時的朝鮮早就虛弱不堪，再過幾年等日本人犁過一番之後更不必說，很可能會是大明說什麼就是什麼，徹底淪為兒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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