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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工商並重?”李虎馬上明白了範直昌的意思。、、
“對。”範直昌說道,“我們以農業為基礎,以商貿發展來帶動手工業的發展,以手工業的發展來創造更多的財富,從而促進中土財富的增加。中土財富增加了,朝廷在重新分配財富的時候就掌握了主動,就可以讓王國、官僚富豪商賈和普通百姓的財富都隨著中土財富的增加而增加,繼而形成一種利益上的平衡,達到國富民強這個最終目標,如此一來,我們的變革就成功了。”
“所以,我認為,我們的變革策略應該是在確保農業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手工業和商業,這樣不但擺脫了‘抑兼併’和‘不抑兼併’的桎梏,也緩解了朝廷、官僚富豪商賈和普通百姓之間激烈利益衝突,緩和了官民之間的矛盾,從而確保朝廷的變革穩步推進,確保中土國力迅速增強並完成統一大業。”
李虎陷入沉思。
範直昌的變革是全新的,是他在書上沒有看到過的,也是歷代變革先賢從來沒有嘗試過的新辦法。
範直昌則滔滔不絕,繼續闡述自己的變革策略。這一次,他說到了土地制度和田賦,說到了國之根本。
“從歷史上來看,每到王朝更替的時候,土地兼併也是最嚴重的時候,土地兼併造成百姓無田可耕,百姓無法生存了,於是揭竿而起,但本朝百姓揭竿而起,卻不是因為無法生存。本朝為防止難民暴亂,有完善的募兵和賑濟制度,確保人人都有一口飯,都能生存,所以本朝百姓揭竿而起的暴亂寥寥無幾。”
“立國初期,川蜀王小波、李順.起義,是因為朝廷的茶葉專賣政策;前幾年宋江起義,是因為朝廷的刮田政策;江南的方臘起義,同樣因為專賣政策原因;河北起義,還是政策原因。所有這些政策都體現了一個特點,官與民爭利。朝廷為了增賦,橫徵暴斂,把百姓逼得沒有活路了,這些人為了反抗暴政,揭竿而起。”
“本朝田制不立,土地自由買賣,土.地兼併是歷朝歷代以來最嚴重的一個時期,但百姓沒有為土地嚴重兼併而失去生存的機會,也沒有
為此而造反,相反,他們不堪於朝廷新政的壓榨而造反了。王小波、李順是川蜀的茶商,宋江是梁山泊的莊園主,方臘是漆園的僱工,他們都不是耕地的農民,他們都是被朝廷為增賦而實施的掠奪他們財富的財經政策逼反的。”
“王荊公變法,因為受到舊黨的.百般阻擾,尚沒有走到官逼民反的嚴重地步。蔡京主政,把對手全部趕出了朝廷,為所欲為,結果官逼民反。我們變革,也是一言堂,同樣沒有對手,總帥利用強悍的武力,可以強行推行各項變革政策,但危險性更大,稍有錯誤,必定引發一連串的事故,後果不堪設想。”
“總帥和朝中大臣在變革的時候充分總結了文荊.公和蔡京變法失敗的教訓,尤其在財經制度上,更是小心翼翼,唯恐激起民憤,但到目前為止,朝廷的財經制度改革都是撥亂反正,都是廢止蔡京新政的蛻變部分,基本上還在沿襲文荊公變法的思路,不敢有分毫的篡越。”
“文荊公變法是在大宋原有制度上的修改和完善,.雖然有助於朝廷改善財政危機,但效果不明顯,需要一段漫長的時
間。當年文荊公試圖立竿見影,步子邁得太大,失敗了;蔡京主政後,步伐不是邁得太大,而是打馬飛奔,結果一敗塗地。”
“兩人失敗的原因,歸究起來都是一個,財經制度.改革的失敗。本朝賦稅兩大塊,田賦,就是土地稅,在鄉村收取。其次就是商稅,主要在城市收取。其它諸如身丁稅、官田稅都有限,要想增加賦稅收入,必須在田賦和商稅上想辦法。”
“本朝土地稅是.兩稅法,就是秋夏各徵一次田賦。本朝土地數量基本固定,在土地大量兼併的情況下,田賦沒有增長的可能性,只有想方設法堵塞瞞報漏報,確保田賦不減。”
“田賦沒有辦法增收,只要在商稅上想辦法,於是就有了蔡京的榷茶制度,新的鹽鈔法,變‘交子’為‘錢引’等等一系列掠奪制度,但這遠遠解決不了問題,蔡京一咬牙,巧立名目增收賦稅,搜刮民田,增加免役錢,胡搞一氣,結果官逼民反,新政失敗,蔡京也身敗名裂。”
“文荊公和蔡京的變法,單純從財經
制度上來看,都是理財。大宋財富就那麼多,你不設法創造出更多的財富,那所謂的理財就是重新分配財富,而不是去創造財富。只有一塊大餅,三個人分,你分得多了,其它兩個自然分得少,矛盾自然就大了,所以這辦法行不通。退一步說,即使文荊公變法成功了,也無法從根源上解決財政危機,遲早都要引爆新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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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認同範直昌的觀點。
大宋財政危機的確不是土地兼併引起的,大宋的財政收入非常高,但大宋制度造成的三冗弊端造成國庫入不敷出,一旦有了戰爭等額外支出,財政隨即無法維持。
“土地兼併的最大弊端是地主想方設法少繳或者乾脆不繳田賦,如果我們從土地兼併問題上著手,修改‘田制不立’這個基本國策,是不是可以增加賦稅收入?”李虎問道。
“你這個想法蔡京試過了,西城刮田所就是負責幹這個,這個辦法作用有限,就算我們拋開貪贓
枉法的因素讓官田數量增加了,但總體財富沒有增加,而且,它將嚴重影響糧食產量,繼而直接影響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
範直昌這句話讓李虎很驚訝,“有這麼嚴重?”
範直昌點了點頭,“本朝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正是得益於‘田制不立、不抑兼併’的土地制度,這個制度一旦改了,賦稅收入不是增加,而是驟減。”
“本朝的土地制度允許農戶將荒閒田土開墾為自己的恆業,並加以政策支援和鼓勵,這導致農戶們紛紛向過去荒閒的水域、灘塗、沙地要土地,出現了圩田、沙田等一系列新的土地,直接推動了土地墾殖數量的增加。這個制度如果改了,還有誰去開墾土地?”
“土地是自己的,所以不管是小農家庭還是大地主,都會竭盡全力將自己擁有的土地效益最大化。對於小農家庭來說,主要是勤懇勞作、利用更為先進的耕作技術及工具提高產量,以便養活自己,改善生活;對於大地主來說,不僅要在土地上進行規模化耕
作,以獲得最大收益,還要傾力投資以便把這份家產世代繼承下去。這直接導致農業發展,糧食產量增加。如果土地都變成官田,土地都是官府的,農夫們為官府種田,還有多少積極性?官府又會在土地上連續投資以提高產量嗎?”
“土地兼併導致租佃製出現,而租佃制對農業生產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地主有土地,將土地租佃給無地農戶耕種,雙方依照契約進行收益分成,在此制度下,佃農可以最大限度地規避風險,另外由於地主少、佃農多,有競爭,使得佃農耕地積極提高,而地主因此獲得更多的土地收益。由此促進了農業發展,提高了糧食產量,提高了農夫們的生活水平。”
“農業發展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隨即出現。朝廷為解決這一問題,積極發展工商、採礦、紡織、加工、運輸等行業,以幫助鄉村的剩餘勞動力生存下去,並確保國家的穩定。假如土地制度改了,農業發展陷入停頓甚至倒退,那麼我們拿什麼養活一億人口?土地是國之根本,土地制度更關係到國祚興亡,今日中土的土地制度有利於國家發展,為什麼要修改?”
“不管是我祖父,還是文荊公,蔡京,沒有人對大宋的土地制度提出質疑。”範直昌鄭重說道,“大宋的土地制度絕對不能改。”
“當然,土地兼併的弊端非常嚴重,它直接導致貧富分化,尤其到了今天,貧富懸殊更是可怕,由此導致叛亂迭起。早年王小波、李順起義,檄文裡就提出要‘均貧富’,宋江、方臘起義同樣如此,但貧富分化不僅僅是土地兼併造成的,還有其它各種原因,而解決貧富分化就是要修改財經制度,合理分配財富。為解決這個問題,就要變革,但像文荊公、蔡京這樣變革顯然不對,雖然他們的初衷都是好的,他們也不想搜刮百姓,把百姓逼上絕路,但結果偏偏把百姓逼得造反了。”
“總帥現在的變革屬於是撥亂反正,以換取民心。”
“撥亂反正的後果是賦稅銳減,賦稅銳減的後果可想而知,雖然現在朝廷的機構和官員大量精簡,廢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費用開支,包括京都擴建都停了下來,而軍隊僅保持在四十萬不再增加,但天下三分,戰爭不斷,目前的賦稅收入只能維持正常
開支,進行一統天下的征伐大戰絕對不可能。”
“我們在此情況下,繼續走文荊公的變法之路肯定不行了,我們必須走其它的路,而最好的辦法就是農工商並重,在進一步發展手工業,增加總體財富的同時,進一步發展商業,然後在此基礎上修改賦稅制度,合理分配財富,以實現國富民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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