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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用什麼辦法變法，首先要解決兩個原動力的問:
“士大夫變革，首先來源於思想領域，一些士大夫心憂天下，志在變法強國，於是提出了變法的理論和變法的策略。從過去幾十年的變法歷史來看，大宋只有文荊公的新學和張載的關學在學術思想上有強烈的變法強國的願望，而新學在變法策略上較為激進，我們稱之為‘頓革’，關學的變法理念則相對比較溫和，講究循序漸進。”
“新學是新黨人士變法的理論基礎，不管新黨內部有多少派系，在這一點上卻保持一致，這也是新學成為大宋官學的原因。”
“我們如果繼續變法，繼續以新學做為變法的理論基礎，繼續堅持文荊公的變法策略，那麼我們就要用新黨人士，而新黨人士大多為南方士人，基本上和蔡京一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雖然太上皇下臺後，蔡京一系遭到殺戮和驅趕，但其基礎太過龐大，不管在汴京還是在地方，都有著強大的勢力。現今蔡京一系承擔了大宋陷入深重危機的全部責任，其變法策略和新政政策正在陸續廢棄和修改，由此牽連到了文荊公，他的新學理論和由他提出來的新政策略也遭到了質。”
“這種情況下，我們繼續以文荊公的新學為官學，繼續推行文荊公的新政，顯然不合時宜，不但得不到汴京的支援，也得不到北方士人，尤其是元佑黨人的後代以及他們的門生故吏的支援。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我們這麼做也等於是在為蔡京辯護蔡京恢復名譽蔡京的新政辯解，這是逆流而上的行為，必將遭到全天下人的反對，其後果可想而知。”
“至於舊黨管元佑黨人還是元佑學術，都是堅決反對變法，或者反對王安石的新政以，元佑學術和元佑黨人更不能用。”
“我們要堅持變法，不變法沒有出路，就沒有發展沒有中興之期，但反對變法的元佑黨人和元佑學術不能用，新黨人士和新學也不能再用，我們必須起用一種全新的學術理論和以此種學術理論為基礎的變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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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眼前霍一亮，頓時有一種醍醐灌頂的感覺。趙明誠的變革思路果然與眾不同。
“叔父，你剛才不是說堅持以新為官學嗎？”
“我說地新學。不是文荊地新學是一種全新地學術理論。”趙明誠笑道。“即使要用文荊公地新學也只能是借鑑。或者乾脆改頭換面用文荊公地新學為核心創造一種全新地學術。”
“當文荊公為了推行變法。創立了新學。而更早地大漢王朝。董仲孫更是創造了新儒學以配合漢武帝地變革。從過去地歷史來看。凡變法必須以學術思想為基礎。並以此學術思想培養實施新政地人才。這是變法成功地不二法則。”
“從目前勢來看。我們繼續用文荊公地新學和他地新政來變法。顯然不行了。前有黨爭之禍。後有蔡京之敗。文荊公地新學和新政在大宋人地心目中一落千丈。強行推行勢必引來巨大地阻力。即使那些有心變法地人。也會因為昔年地仇怨而抵制變法。
”
李虎連連點頭。非常同意趙明誠地說法。但虎烈府有可能在這麼短地時間內。為變法創造一種全新地學術思想嗎？這顯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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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父，你的學術思想是什麼？”李虎望著趙明誠，心想你在這件事如此用心，是不是想把自己的學術推出來？如果你有自己的學術思想，那我不惜代價也要讓它成為官學。
“我？”趙明誠略感驚訝，隨即明白了李虎的用意，和李清照相視而笑。李清照在得到李虎的承諾後，情緒已經平靜下來，也逐漸接受了趙明誠的說法，的確，目前情況下若想盡量避免黨爭，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新舊兩黨全部排除在朝堂之外。
“我學的也是文荊公的新學。”趙明誠說道，“不過，我主要從事古經文的研究，多年來，我也有一些心得。”
趙明誠雖然學的是文荊公的新學，但主要蒐集金石銘文，研究古代文字，從事考釋古銅器，整理繡簡，記述古蹟等工作，說白了就是一個考古工作者，偏重於銘文的著錄和考證，以證經補史。
大宋自立國以來就獎勵經學，提倡恢復禮制，對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現了熱潮，前有歐陽修的《集古錄》，今有趙明誠的《金石錄》，都是這方面的佼者。
正因為如此，趙明誠對古經文有很深的研究，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而大宋歷
尤其是當今的太上皇，對恢復禮制非常熱衷。其實個藉口，某種程度上是大宋統治者對儒學的一種改造願望，希望儒學能更好地為政治服務，能為大宋國策的修正提供理論依據，繼而幫助大宋用更好的國策發展強大。
趙明誠把自己多年來對古經文的研究、對新學理論的研究和對變法得失成敗的總結，最後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文荊公的變法側重於財經改革，疏忽了政治改革。大宋變革從文荊公的熙寧變法到蔡京主政，新法斷斷續續、前前後後實施了五六十年，最後以失敗而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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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誠把自己對新政的看法說完之後，李虎有些惑了，變法的目的不就是要解決財政危機嘛，為什麼還要注重政治改革？
“大宋的危機從表象上看，主要是財政危機，其實往深層次看，財政危機產生的根源則是來源於中央權力過度集中。”趙明誠說道，“變法不去解決危機的根源，卻一門心思想從表象上解決問題，那變法不可能成功。”
這話有道理。這就象一個人生病，治標不治本，甚至捨本逐末，那病當然越治越重。李虎從來沒有聽到過這種說法，當即對這種觀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叔父可以詳細嗎？”
“王荊公的變法思想叫權之變。”趙明誠解釋道，“荊公在地方上做了二十多年的父母官，對權貴官僚們瘋狂兼併土地，對中小富豪地主的破產，對百姓在賦稅重壓下的困苦有非常深刻的瞭解。大宋財政危機爆發後，要求變革的思潮開始在朝野興起，其後韓琦、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發起了慶曆變法，而荊公也由此產生了變法強國的想法。”
“記得當時荊寫了一份奏章《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在這份奏章裡，他雖然沒有提出具體的變法措施，但他明確指出了當時國政和社會危機的嚴重性，變法的必要和變法的基本原則。他認為當時的危機是‘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是以變法勢在必行。他認為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而關鍵在於增加財力。
他後來推行的一系列變法措施是以此為目標。”
“為說明變法的合理性，公提出了‘權時之變’的‘先王之政’說。”
“所權時之變，就是根據時代變化而修正先王之禮法，這是先王禮法中原有之意，而先王之政在則於運用禮治與法治兩種手段治國，缺一不可，但是先王所用禮法都是根據當時需要制定的，隨著時代的變化，禮法也會產生弊端，不合時世，後人應當‘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如果不敢逾越古人一步，以為這樣就是遵從古人禮法，那就錯了，恰恰背離了先王之政。”
“湯、武生桀、紂之世，如果‘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事之權變’，哪裡有所謂的湯、武？孔子同樣‘有時而用權’，如果孔子只知固守常禮而不知權時而變，哪裡有所謂的孔子？聖人為政之道，在於審時度勢，根據時代需要制定禮和法，這恰恰是遵先王之道、合先王之政。”
“由此可見看到，文荊公所要‘權時之變’的，所要變革的，是中央權力過分集中所造成的種種弊端，還有就是廢棄均田後出現的土地過度兼併，而不是要削弱中央集權，更不是恢復均田制。”
“文荊公明確主張‘操縱之權，上之所專’的皇權集權思想，在他看來，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教育大權，必須掌握在皇帝手中，不可旁落。他認為歷史上的、舜、禹、湯、文、武各代之盛，正因為‘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所以他在變法中，不僅沒有削弱中央集權，反而處處為加強中央集權而努力。”
“中央權力過分集中，表現在財經制度上就是國家壟斷，這嚴重觸犯了官僚貴族和大富豪們的利益，所以熙寧變法以失敗而告終。到了蔡京主政，把元佑黨人全部趕走了，一系列的以國家壟斷為基礎的財經制度實施了，但後果是中央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卻無限制放大，最終新政還是以失敗而告終。”
“現在我們回頭去看一看，大宋的財政危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是中央集權制度，也就是大宋的基本國策，大宋所有制度都是以‘中央集權’來制定的，中央權力越大，皇權高度集中，必然產生弊端，而任何變法如果不在這個根源上想辦法，那麼弊端就一直存在，無論怎麼變法，最終都是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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