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田地，可分三類，普田，良田，美田。相對應的畝產，又分一般與高產。
《昌言·損益》：“今通肥磽之率，十稼穡之人，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
普通農田，畝產三石粟。“通肥磽之率”，便是指，肥瘠平均計算得出的結果。
提高畝產的方式，有兩種。其一是灌溉法，其二是代田法。
《史記·河渠書》：“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可令畝十石。”又載：“若有渠溉，則鹽滷下溼，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
《史記·貨殖列傳》另有“帶郭千畝畝鍾之田”之說。“（一鍾）六斛四鬥也”。乃是指，城邑近郊農田，亦能高產。之所以“近郊田肥”，正因肥水滋潤灌溉。
劉備營城時，行雨汙分流。將各家各戶，經雙甕化肥池水解的“肥水”注入田間溝渠。再加灌溉，畝產六石，實屬正常。更加上還有“稻魚共生”，一年收穫，可比十石美田。
類稻魚共生，代田法亦足盡地利。
如前所說，代田法能令“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善者倍之”。時下，河西四郡“換茬”兼顧“代田”，可季季大熟。
除上述二法之外，還有更神奇的“區田法”。引《汜勝之書》所載。此法採用深耕作區、增肥灌水、合理密植、加強管理等綜合高產栽培技術。按此書說：“區種，天旱常溉之，一畝常收百斛”，“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如此，即山區種之，大旱澆之，其收至畝百石以上”，“十畝收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
此產量，實在是高到令人髮指。然薊國將作館，一直未能試種成功。
劉備讀《汜勝之書》時，竊以為。此乃描述，帝國江南“一季三熟”之美田。不同作物輪作套種，才能如此高產。
就薊國如今的晚稻種植而言，一年一季，已是極限。
隴右梯田因地勢較高，灌溉不便，肥水亦無法顧及。且又是剛剛開闢，野地未得馴化。羌人耕種，亦是新手。能有多少畝產，劉備實無法估計。
首批開鐮的麥田，統計後上報。足有三石新麥。
訊息傳來，劉備及幕府屬吏，皆鬆了口氣。以每戶五十畝計，可得新麥百五十石。可活壯勞力五人。以一家老小計，足可養活二十五口。
羌人行“饒妻制”。家中人口眾多。然通常亦不過十餘口。二十五口之家，亦是諸如豪帥一類的羌人大戶。若能畝產三石，隴右從此得安。
且，今年只是初種。農時、節氣，天時、地利，皆未竭盡所能。來年精工細作，再行代田法，“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善者倍之”。“縵田，謂不為甽者也。”即不開溝，不分行，將谷種散播在田中，產量很低。隴右先前多采用此種耕作方法。
換言之，代田法，每畝均產，能提高一石。
待陂渠修到田間地頭，坂上溪水能盡灌溉之力。若無坂上溪水，亦可層層架設龍骨翻車，引谷中溪水上坡。想必產量亦會增加。若也能提高一石。兩項相加，足可增產二石。隴右梯田若能達均產五石。則萬事備矣。
種田十倍利，經商百倍利。
就時下而言，劉備不希望有完全脫離土地的商人或是仕人出現。民以食為天。對於封建時代而言，土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土地的價值，也必將被劉備潛移默化的稀釋。
戶戶有良田一頃。維繫一家豐衣足食。農作機關器，及畜力的普及，最大程度的解放生產力。種田家中老農即可。大量的壯勞力，往來絲路，僦車西行，賺取百倍利益。如此，農工商結合，當稱富足。
換言之，劉備將農田的定位，只為養家餬口。絕非要透過農耕，發家致富。很簡單。若行種田致富，勢必要囤積大量的土地和勞力。此，絕非薊王所願。
換言之。一旦薊王主宰天下。將嚴格限制土地的擁有量。與戶戶人口、爵位、功勳、品秩等，直接掛鉤。土地只滿足最基本的生活所需。若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或做工、或經商、或從戎、或出仕，不一而足。終歸要為國所用，創立豐功偉業。
在劉備看來，地位從來不是考驗賺錢的能力。而是要能為國牟利，為民做主。終歸能“恩澤廣被，惠濟無遠”。
那時，再去衡量個人定位。
大漢等級分明的封建禮制，若能公正實施，合理引導，可堪大用。
民爵幾等可乘車，三百石可穿綵衣，二千石配水蒼玉，諸如此類。時人之衣食住行，吃穿用度，一切皆與品秩比同。軍人殺敵立功，商人捐資助國，匠人物盡其用，仕人守土安民。皆是向善之道。只需合理設定晉升條件，並嚴格執行。乃至士農工商，殊途同歸。當最大程度趨利避害。
再加上大漢不禁刀劍弓弩，卻傳承有序。時人皆心存信義，劉備有這個信心。後世皇朝，因禮樂崩壞，道德淪喪，人心不古，道義無存。而無法實現的昇平世界，天下大同。我大漢定能實現。
民心向善是其一。民有刀劍弓弩是其二。
那些殺人不見血的蠅營狗苟，官場現形，能抵擋唇槍舌劍，能抵擋長刀利箭否？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及盜抵罪。”奈何，我大漢還時有大赦天下。
殺人重罪。不出三五年，便可出獄。有何懼哉！
黨錮前，有方士張成，從大宦官侯覽處得知朝廷即將大赦，便唆使其子殺人。李膺將兇手逮捕到案，準備法辦。不料第二日，大赦令已頒下。張成得意言道：“詔書既已頒下，便不怕司隸校尉不把我子釋放。”此話傳至李膺耳中，李膺言道：“張成預知大赦，而故意教子殺人，大赦焉能輪其子！”遂下令將其子斬首。
此事雖直接導致第一次黨錮。然，細究起來。足見我大漢法理與道義並行之風。
同樣是殺人死罪。何人可赦，何人不可赦。一言蔽之，義之所存，民心向背。
趙娥為報父仇，殺人投案。縣令欲與她棄官同亡。朝廷大赦其罪。各級官吏齊聲讚頌，為其著書立傳。
而方士張成唆使其子殺人。遇赦不赦，當日梟首。
煌煌天漢，有此法理與義理並存。再有薊王劉備，何愁天下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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